“老末”变第一 三改救国梦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油榨头村，一处老房子内，李达在此度过少年时期。

    考中学时，年纪小、个子矮、乡下人打扮的李达，引得许多人围观。

    榜单上，李达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进校后，第一名朱保善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差。受到刺激的李达暗下决心，第一学期结束时，跃居年级第一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再次重创李达。正当他感到前途迷茫、内心苦闷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都是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并寄回国内发表的，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调和“陈李”分歧 代理书记职务

    1920年，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炎炎烈日炙烤下，李达拜访了久闻大名的陈独秀，并欣然接受“作发起人”的邀请。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之后，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

    1921年2月，就党组织“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陈独秀与李汉俊打起文字仗，裂痕愈来愈大。

    李达从大局考虑，全力周旋于两者之间，竭力弥合裂痕。调解没有任何结果，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李达，要他代理书记职务。

    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夫妻俩“操办”中共“一大”

    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因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结识了在女联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

    两个志趣相近的年轻人，接触频繁遂生爱意。婚事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举行。婚房随后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随即，李达等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等，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大”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

    王会悟长期在上海工作，李达提出让她帮忙。王会悟想到博文女校的进步校长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就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中途，突然闯进一名陌生男子，代表们迅速撤离。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赶到搜查。

    当晚，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如何继续开会。聪敏热心的王会悟提议在距上海不远的嘉兴南湖，雇一只大画舫，一面游湖，一面开会。

    7月31日上午10点，一只舱里备有麻将、乐器和酒菜的画舫驶入湖面。11点左右，蒙蒙细雨霏霏飘下，湖上游人渐稀，这只承载历史使命的画舫在湖中缓缓前行。下午天气转晴，大会选定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脱党不变志 入党无预备期

    研究者认为，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

    他曾在“二大”会议上，当众顶撞张国焘。随后，他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遂脱离中国共产党。

    虽然脱党，李达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随后，李达仍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从1953年，李达在武汉大学当了13年的校长。

    “文革”中，李达受到冲击，76岁含冤去世，1980年获平反昭雪。

    （《新京报》5.27刘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