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坦赞铁路隧道内的施工

    白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在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对外援助的脚印遍布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如在非洲修建公路和铁路，在叙利亚修建纺织厂，在孟加拉国修建桥梁等。而这一切，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请求中国援助”

    早在1950年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之时，胡志明就亲自到北京向中国求援。尽管中国当时百废待兴，但仍“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这是我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之一。

    当时，对外援助对象的选择，往往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援助得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

    1950年~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6亿元的物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除了海量的物资和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还送去了香烟、粉条、中成药、葡萄干和酒等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稀罕物资。

    朝鲜是中国另一个主要援助对象。抗美援朝战争时，毛泽东曾说，“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仅东北地区就出动民工60余万人。

    实际上，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不仅限于朝鲜和越南。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是十分常见的字句。

    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

    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国际主义”是一面旗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尽管当时有中国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

    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躺在中国身上过日子”

    然而，远超中国实力的援助渐渐难以为继。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每次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

    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在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

    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物资却肆意挥霍。耿飚发现，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这种对受援国有求必应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质疑。1962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联合一些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提议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受到严厉批判。

    “踩了一脚急刹车”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此时，中国对外援助才“踩了一脚急刹车”。

    中国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国—— 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反目为仇，中国于1978年7月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专家。此时，中国国内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援助的问题。

    以往，中国在提供援助上是一种单向的付出，且条件极其优厚，无偿援助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物资援助和现汇援助减少，技术和智力援助取得较大发展，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重视和鼓励。商务部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了325个项目的建设。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1期 钱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