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中南海最初的灭蝇运动,是每人发一把铁纱苍蝇拍。一到休息时间,西楼的人们就到楼外草坪上去打苍蝇。春季,苍蝇刚活跃起来,比较好打。灭蝇的人各持一个纸盒子或是空火柴盒,每打死一只苍蝇,就拣起来装到盒子里。每晚提着纸盒找管卫生的人报数,管卫生的人再统计上报,然后苍蝇就被集中火化。后来,因这样的统计方法不卫生,就不必再收集死苍蝇了,每人只要报个数,统计上报即可。
春天的中午,在暖烘烘的阳光下,蹲在草坪上打苍蝇,既休息,又灭蝇,还能进行充分的日光浴。孩子们也在大人的宣传下,拿起了苍蝇拍,有空就满院子找苍蝇打。一个春天下来,每个单位都能消灭几万到十几万只苍蝇。
灭蚊的行动,不像灭蝇那样各自为战,而通常是集体进行。一方面是大家动手,铲除杂草,填平户外的脏水坑,使孑孓没有孳生的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喷洒和燃烧药物熏蚊子。熏蚊子是划片由各单位分工负责,在统一时间里点燃“666”粉剂。
因为是长年不太住人的老房子,又多是地板地,所以中南海里老鼠不少。旧房子里的老鼠,还钻进后来新盖的楼房里,刘少奇就曾在自家居住的西楼甲楼里,亲自捉到过一只老鼠。
灭鼠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撒药毒杀。这项工作进行了好多年,每年春秋季节,都由机关里发鼠药。还有专人指导用药方法,各单位都动手,把药撒在办公室、库房和宿舍的隐蔽角落。撒药后,要把存水和盛食品的器具都盖好,不能让吃了药的老鼠喝到水、吃到食物,使之尽快死亡,也避免人中毒。最初撒药毒鼠效果明显,一两天后,到处可见死老鼠。
1950年代中期,各地开始有麻雀祸害庄稼的说法。
北京市曾提出“苦战三天,彻底消灭麻雀”的口号。口号一出,北京市民统一行动,停工停业,人人上阵,对麻雀进行全面围剿。方法是以各种器具轰打麻雀,使麻雀不停地飞,无法落地和吃到食物,最后累裂了肺而死掉。
这一天清晨7点钟,四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声和人们的叫喊声,就传进了中南海。当各机关的人带着红旗、长竹竿、汽枪和鞭炮登上各自的办公楼顶时,看到红墙外四处的房顶上都站着人,都手执各种颜色的旗子、扫帚、毛巾、衣服或布条吆喝着,敲打着锣鼓和脸盆,整个北京像开了锅一样翻腾起来。
中南海里没有那么多锣鼓和鞭炮,也不能老靠嘴喊,就学着外边的人,找来自家的脸盆敲打起来。落在远处的麻雀,就用“二踢脚”对着它们轰,或拿汽枪打。开始两个小时,参加者们觉得很有趣,也很兴奋,大家戏闹着,轰赶着。谁要有放汽枪和爆竹的瘾,也可尽情地多放几下,敲打脸盆和呼喊也挺有劲。
等到将近中午时,多数人累得口干舌燥,再也不想多说话了。但有麻雀飞过来时,还是拼力轰赶。中午轮流吃饭,以使麻雀得不到喘息的机会。饭后,人们也不肯休息,坚守岗位继续战斗。
中南海的许多孩子,都加入了大人的队伍。男孩子们更灵活,有的爬到了树上,有的爬上了房顶;女孩子们多拿起脸盆,从自家的院里敲到了院外。也许是由于生活在中南海常常要考虑种种规矩,几乎没有这样毫无拘束、淋漓酣畅地纵情过,所以孩子们都异常亢奋。
陈毅的女儿陈珊珊回忆当时的情景:麻雀已经在视野里消逝了,可孩子们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敲着脸盆。男孩们则赖在房顶树上不愿下来,也可以在大人面前公开使用平时不许玩的弹弓了,偶尔有飞动的鸟掠过,便马上瞄准射击。
这样整整忙了一天,各单位清点武器,准备的鞭炮和汽枪子弹,都消耗完了,有的人的脸盆已被敲破。到了晚上,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在先农坛、天坛围歼麻雀的镜头,那真是大获全胜,粘网麻雀,一网就能捕几百只,上千只。汽枪队员,每人也都有一大嘟噜猎物,死麻雀装满了几大卡车。
(《文史参考》2011年第9期 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