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挂职”为农

    早在20世纪80年代，韩少功先是在湖南的湘西自治州团委当了一年副书记，又去怀化地区林业局任过副局长。1996年到1997年，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以后，上级安排作家下去挂职体验生活，一时间媒体上宣传得很热闹，但真要落实时，却是这个有困难，那个有顾虑，最后只有韩少功去了海南琼海市委，算是救了个场子。在那里，虽然他有单独的办公室，在招待所有一间住房，还配有车，不过他更习惯开自己的车，也从未在下面报销过开支或拿个什么补贴。

    相对而言，韩少功的办公室比较冷清。因为当地人不熟悉他，而且都知道他是“编外挂职”，并不在权力的核心，手里也没什么项目或经费，找他谈情况或者拉关系没有太大的用处。即使“汇报工作”，也是粗线条的，所以要想听听真实的情况和想法，得自己想办法。

    韩少功的办法是随机应变，在湘西的时候他去保靖县的一个乡蹲点，在琼海市他喜欢跟着信访办的人下乡处理纠纷，这样才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是处理纠纷时，当事各方来吵架，就可能把真心话吵出来。“否则，你去开开会，听听汇报，耳朵里大多是官样文章。如果你把这些当作真实的生活，那可真是南辕北辙了。”

    2000年，他既不要组织部的文件，也没有当地党政官员的例行欢迎，来到了湖南省汨罗市的一个山区村庄，买了地，盖了房，算是自行“挂职”为农。身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他半年在海南公务，半年在这里参加劳动，感受自然，接触底层民众，静心读书与写作。海南省委书记在大会上表扬了他，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为其他文艺工作者做出一种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另类示范。直到不久前卸下省文联主席一职，他已经在那个山村待了十个半年，不仅收获了粮食、果木以及蔬菜，还收获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作。

    回顾“挂职”以及另类的自我“挂职”，韩少功认为，挂职这个问题不好抽象地讨论，就像减肥不好抽象地讨论：有的减得下来，有的减不下来，还有的减出毛病。“挂职的效果取决于你怎么去挂职，是走马观花，还是摸爬滚打？等等。”他还说：“作家真想拓展自己的经验资源，你就是把他捆起来，关起来，罚他的款，不给他饭吃，他也会千方百计脱逃，去想自己的办法。相反，如果他压根儿对社会生活不感兴趣，那么你就是让他走遍全世界，他也会脑子空空。所以关键是作家的心态，不是他们的职位。”    

    关仁山：从副村长到副县长

    因为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的推荐，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的关仁山来到了唐山渤海湾的渔村——黑沿子镇涧河村。那是1990年的事情，此前，他已经发表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同为河北唐山老乡的管桦喜欢关仁山的才气，送他一幅书法：“扎根乡土，热爱生活”。没想到，这句话打下了关仁山日后创作的基调，并使他成为涧河村的副村长。

    挂职之前，关仁山对于农村是隔膜的。到了村里，村委给他分了房子，他跟着渔民出海，去农民家里聊天，身上揣着小本，随时采访记录。几个月后，“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开篇《苦雪》脱颖而出，刊发于《人民文学》并获当年年度小说奖。此后，他连续写了《蓝脉》、《红旱船》、《落魂天》等一系列小说。

    挂职之后，关仁山有更充分的视野和胸怀去关注大量民俗民情，作品也更加厚重，逐渐被文坛认可。他决定把过去的风格彻底丢掉。“我的创作动力和激情来自生活，生活感动了我，我才有写的动力。我们河北冀东平原时常被缥缥缈缈的雾所笼罩，在浓雾里触摸我们的土地，在浓雾里探寻父老乡亲的心灵，我感觉浓雾里的平原和人就有了文学需要的质感和味道。”1994年底，关仁山见到作家浩然，浩然鼓励他写冀东平原的农民生活。他感觉到平原农民生活更具典型意义，他就将笔触伸向大平原，写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一系列小说。90年代末期，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风暴潮》等。

    2001年，关仁山特别想了解土地的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生活，于是主动要求在唐海县挂职副县长，和那里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了三年交道，获益很大，写出了长篇小说《天高地厚》和中篇《红月亮照常升起》。前者受到文坛好评，后者在《十月》发表后引起争鸣，很多读者认为是虚假的生活，有评论称关仁山迷失了。其实这完全是真实的，北方干旱，大面积稻田在上边投资、地方补助、农民集资后改成旱田种棉花，关仁山跟踪了整个过程，也参与了农田的基本建设。这对于后来创作《麦河》有很大帮助。直到现在，关仁山也一直在关注着唐海县的发展。

    从挂职副村长到副县长，不论职务高低，关仁山从没有过居高临下，而是真正走进农民的世界，他更重视和农民情感上的沟通，“故事可以编，可是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编不出来。真正走进普通劳动者中间，需要技巧。有的农民有抵触，我所做的就是化弊为利，利用职务帮农民解决些实际困难，替他们代言，和他们交心。”他认为，体验生活是不错的方式，但不能走马观花，主要是体验内心的变化，尊重农民的生活逻辑和尊严。“我们要关注瞬息万变的浪花，但是仅写浪花不行，还得透过浪花看到大河深处的涌动。”

    张炜：挂职为虚，行走为实

    张炜在山东龙口挂职的6年，几乎走遍了半岛西部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每一条河流和峡谷，详细记录了山的海拔、河流的长度和宽度，还记下了当地重要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各种资料搜集了好几箱子。长篇小说《柏慧》、《九月寓言》就是在那时完成的，450万字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的框架也是在那段时间搭建的。

    张炜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秋之交，他正在鲁西的一片林场里采访，突然接到回城开会的通知。原来是让他和几位作家一起到下边挂职。起初他因为生活和创作秩序的变动而感到多少不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像他的作品《融入野地》所写的一样，有一种投身自然怀抱的愉快。

    挂职前后的四处游走，使他积累了丰厚扎实的创作素材。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职业写作的习惯。“不论是挂职还是其他，只要有机会走出去就可以，探险也可以，打渔也可以。反正作家不能关在书斋里，而要设法把职业写作的习惯破坏掉。比如说有些作家到处行走，看起来是一种浪费，其实是要破坏掉职业写作的惯性。职业写作的优点不用说，案头工作自然会有书卷气，有熟练流畅的文笔，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冲动却会减少，会有黏疲感。所以从堆书的窝里走出去，收获真是不少。”

    很多时候，“深入生活”的人会偏重于了解人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经济，其实随之衍生和扩大而来的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和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的体味，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这些不能从中分离出来。很多人挂职更为注重的是社会层面，而很少后者的感知和理解，“过份单一地对社会层面的兴趣，虽然重要但不完整。”张炜觉得，社会层面的关注度想避开也不可能：它更容易触动我们的神经；但同时另一些触角也得打开，这就是感受自然、感受全部的诗意，接受天籁的信息，“关键是沉浸下来，变得更有耐心，不能匆忙走一趟完事。”从城市里走出来，远离人工雕琢的东西，在更大的背景和视角下，感知全部的生活。

    他是那么自然随和，走入任何城镇、山区或村庄，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无论多么厌恶，多么高深，都不能捏着鼻子和人交往。所谓的谦卑，可能并不是一种人生策略，而大概是一种觉悟吧。”

    (《中华读书报》6.8 舒晋瑜)

    作家应该如何抓住“挂职”的时机，写出真正反映生活的作品？本文三位作家为人们提供了三个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