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周恩来做形势报告，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记者采写时，稿子上有一句“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交给周恩来审阅时，别的地方都没改动，他就把那个“重要”二字圈掉了。

    一次开座谈会，大家发言完了，主持会议的人说：“现在请周总理作指示。”他说：“不是‘指示’，我个人发言就是个人意见。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中央通过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批评。”

    他会见外宾，新闻稿中写的是“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他把记者找过去，说：“不要用这个‘接见’，应该用‘会见’。”“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皇帝老子都是接见外国大臣，接见下属官员。他是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他接见你，你是在下面，他是在上面。这也是一种封建观念。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不管会见什么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你们要用‘会见’，不要用‘接见’。”

    1961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第二天在报纸上就有消息说“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

    看到报道，周恩来叫值班秘书把记者找来，指着报纸上的消息说：“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也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宣传“上不合乎国情，下不安于民心”。

    （《北京日报》6.13 胡祥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