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意志的表现

    红歌，以前叫——革命歌曲，无产阶级大众歌曲，健康文艺歌曲，一般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迄今，具有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歌曲。

    红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阶级性、政治性，正是红歌之红，是红歌的灵魂所在。在它产生的年代，这政治性表达出来就是，立场正确，态度鲜明，服务于人民大众，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红歌服务于政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份关于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件，提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成为文艺界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在这篇重要文论里，毛泽东明确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红歌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以达成某种集体的事业，是它独特的政治美学。

    红歌曾经达到的深度，是政党、文艺工作者及工农大众对使命的共认。在集体的事业中，只有融入集体，成为集体的一员，成为共同事业的一分子，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人才是有意义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取决于集体的价值。这种政治美学，演绎到极致，就是纯而又纯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集体的事业成了人的唯一属性，集体的价值成了人的唯一价值。

    “唯物主义者并不反对一般的功利主义”

    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中宣部等十部委曾推荐“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现被通称为“红歌100首”。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流行年代，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2009年建国60周年庆典之际结束，涵盖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

    1999年之前的歌曲，大都有比较强的政治背景，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因某种形势需要而生。如《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是抗战歌曲，《南泥湾》是歌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在希望的田野上》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歌，《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

    2000年代的歌曲，甚至也包括一些80、90年代的歌曲，虽然也多有特殊的创作事由、政治背景，但其政治意义比较模糊，有时是概念宽泛的拥军、爱党、爱国歌曲，有时甚至背景语义复杂，与红歌指向的红色语义并不一致。

    红歌与普通流行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色，乃在于它是一种服务政治的歌曲；服务政治，是其旗帜、歌魂、时代性、歌曲的意义所在。在红歌的政治美学里，毛泽东曾论述得旗帜鲜明：“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红歌的创作者，大多秉承了这种革命的信仰、革命文艺的理念。

    红歌也在起变化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1980年以前，是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绵延达半个世纪。

    改革开放之后，一统化的思想格局渐渐成为过去，以集体事业建构起的价值体系，容纳进异质，出现另外的眼光。

    首先是“幸福生活类”歌曲的出现，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虽然继续在抒发“长征路上”战斗、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豪情，但歌唱的却并不全然是集体的事业，而将憧憬挥洒于生活，将愿景设定为“生活充满阳光”。仍然以我们为主语，仍然是集体事业的赞歌，但与集体事业的纯净的价值体系已有所不同。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悄无声息地演化。表面看起来，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一类的歌曲中，被一波一波不断演进的歌曲潮流改变了颜色，不断被更改；实际上，歌曲只是事物的表象，真正变化的是人心，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式微，发生在早已发生的人心的变化上。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仅仅五年之短，它原有的内核已经大变。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巨变之大、巨变之快、巨变之多，使人们很少反省追问：曾经的时代主流，那个庞然大物，那个将亿万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代精神，何以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在政治目的、社会目标全面转向经济的方向之时，价值体系也在位移，物质生活的意义和私利，登上了台面；共认的集体的事业，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逐渐变得模糊；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便在这个过程中离散、淡出。

    凝聚人心：老红歌遇到新问题

    2010年代，个人思想纷杂，价值极为多元。个人主义、价值多元的世界，与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

    眼前这个价值多元的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并不全然是欢乐、自由、活跃、丰富，它也同时在展露令人忧心的面相。人心的离散，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寡薄，拜金的疯狂，使社会肌体不断遭到侵蚀、毁坏。

    当前的中国，特别需要两个东西：凝聚人心，道德立范。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关注、讨论。

    凝聚人心，道德立范，面对的却是最深层的问题。歌曲能够凝聚人心，但能够凝聚人心的歌曲，从来有一些基本条件，那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今天，在凝聚人心的道路上，这样的问题会被时时追问：我们共同的目标有吗，是什么？准备要追求的、人所共认的价值观是什么？集体的事业何在、使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南方周末》6.9 李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