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吴运铎参加新四军。1939年，新四军在皖南的山谷深处建立了第一座兵工厂，吴运铎和几位战友被调去制造步枪。为研制兵器，从膝盖到脚趾，从手指到手腕再到眼睛，他身上100多处大大小小的伤疤，清晰可见。

    1942年，二师军工部要求修复一批废迫击炮弹，急供前线。吴运铎和战友们在完成了为废炮弹除锈、填药、安装弹尾、尾管、引信后，却发现没有引火的炸药——雷汞。他决定从废旧雷管中挖取。

    当他小心翼翼地用钳子挖出第一块雷汞并舒了一口气，准备继续往里掏的时候，一声巨响，雷管在他的左手爆炸了。那一次，他被炸掉了四个半手指头，一只眼睛炸瞎了，左边的膝盖炸出碗口大的一个坑。

    1947年的一天，在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为取得炮弹引信数据，时任引信厂厂长的吴运铎与大连炮弹厂厂长吴屏州一起带人实验刚刚仿照日本炮弹制造的8枚新炮弹。前6枚都顺利地响了，而第7枚却迟迟没有动静。为搞清原因，两位吴厂长朝试验点奔去，就在他们俯身准备检查炮弹的时候，哑炮爆炸了。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再次倒在血泊中，左手腕被炮弹截断骨头，右膝盖下被炮弹炸劈一半，右眼也崩进了一块弹片。

    活着的人还贪图什么呢

    1951年10月，吴运铎被授予“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人民日报》专门撰文，称他为“中国的保尔”。1953年，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完成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

    在荣誉和利益面前，吴运铎却始终很低调。与他相交15年，被聘为其“兼职秘书”的何朝海说，早在1950年吴运铎就被任命为中南兵工局副局长，而直到退休前他被任命为五机部研究院副院长，他一直都是厅局级别。在此期间，组织曾经多次和他谈话，给他提拔的机会，但都被他委婉地拒绝了。

    每每有人提及提拔、待遇的事情，吴运铎常回想起这样的故事：在1939年夏天，他所在的兵工厂正在研制枪榴弹，一位自愿参与抗战的英国女学生当时在兵工厂内做翻译，帮助他们翻译国外的一些兵工资料。由于厂子设在山坳里，一天女学生去打热水时，失足掉下山牺牲了。“人家还是个外国人，为了支援我们都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我们活着的人还要多贪图什么呢？”1991年，吴运铎逝世。

    (《北京青年报》6.22 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