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陶德麟（武汉大学原校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可是,在32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却发生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是当时参加讨论的一名小兵,想从亲历的一个局部谈谈感受。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使举国一片欢腾。但不到四个月，“两报一刊”就发表了社论，宣布“两个凡是”,这等于宣布“文革”的理论基础和路线方针还是不能触动。可是,按老路走下去,民何以堪,国何以堪？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由来和背景,但我意识到这是在向“两个凡是”开炮。

    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社科院发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请我出席并准备论文和专题发言。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是不同意我参加此会的,经过复杂的周折才得以成行。17日先开全体大会,到了下午分组讨论,空气就有点紧张,观点也有分歧,甚至还有个别退席的,但讨论并没有受影响。以后几天都是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交叉进行。

    这当中忽然传来了小道消息,说有关方面不支持这个会。但会议领导小组仍然坚持开会。绝大部分大会发言的同志都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些同志虽有些保留,但也是反对“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的。23日下午我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陈述了三个问题:(1)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2)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3)回答几个诘难。《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得不删去了前两部分。

    会后我在不同的场合作过一些传达,听众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情况很快有了改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请了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三位到湖北来作报告,旗帜鲜明地宣传实践标准。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明确地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紧接着,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才在政治上“乾坤定矣”。

    (《光明日报》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