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这一天是冬至，但对国家来说，这一天是“立春”。 中国共产党勇敢的自我改变，适时的正确抉择，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未来。 三十余年过去，这次抉择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源源不绝，泽被后世。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这年2月，恢复高考后首批“七七届”大学生陆续入学。

    3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诗意盎然——《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一年，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而追溯这次伟大转折的发生过程，却不仅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短短的5天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中心议题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

    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华国锋的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过，在三个很常规、很惯例的会议议题之外，“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核心问题，提出者其实并不是华国锋，而是当时因出访东南亚而没有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他开始承担起那个被每个中国人铭记的角色——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这时的中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已经两年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却没有完全消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延续着，党和国家徘徊在向何处去的抉择关头。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人心所向。然而，横亘在这个问题之前的篱障仍未搬除：全国上下热切关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华国锋的讲话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尚未平反……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冲破这些藩篱是前提。一向以擅长经济工作闻名的陈云点燃了导火索。

    “六颗重磅炸弹”

    中央工作会议的前两天，议程按部就班，气氛波澜不惊。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当时的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没有任何实职。

    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东北组发言了。陈云提出了6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在现场听到或后来在简报上看到陈云发言的与会者们，在多年后忆及此事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用了“爆炸性发言”、“六颗重磅炸弹”这样的词汇。

    “六颗重磅炸弹”炸响了，当即激起了更有声势的回响。按照预定的议程，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3日，会议将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

    “革命行动”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早已是举国上下人心所向。到中央工作会议时，“天安门事件”平反又一次被提出。

    此时，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宣武饭店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快对“四人帮”清查的步伐，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当时，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刚刚上任，会议由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14日上午，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林乎加给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

    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在这篇长7000字的稿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于光远也是主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之一。此前一天，他刚刚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一起就此做了联合发言。

    15日中午，参加完会议的于光远回到房间，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接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有事要商量”，让他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

    到屋里一看，新华社社长曾涛也在。

    他们告诉于光远，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新华社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消息，题目已经拟好，就叫《“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第二天，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

    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版的下方，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

    此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出戏。次日，在上海连演45场、场场爆满的《于无声处》剧组，接到了赴京演出的调演令。

    据《于无声处》剧本作者宗福先回忆，最后决定调剧组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宗福先是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1978年5月，他利用病休的时间，花了20多天写下了讲述“天安门事件”故事的话剧剧本。压抑和愤懑的情绪在字里行间宣泄着，剧本的题目，借用了鲁迅名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前半句，隐去的“惊雷”，大音希声。

    《于无声处》在京公演四场，观者如潮。11月19日，剧组受邀来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演出了专场。

    这次会议上，春雷滚滚。

    在《于无声处》剧组从上海来京的同日，邓小平也结束东南亚的访问，回到了北京。到京的当晚，邓小平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了9条决定：1.“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两个凡是”错了

    11月26日，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16天，按照原来的议程安排，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会场上荡漾的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讨论的中心终于指向了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问题表面上是哲学命题，拷问的却是指导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直接冲击着“两个凡是”构筑的那道“堤坝”。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

    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早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邓小平也是最早反对“两个凡是”的。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彼时，正是“两个凡是”被明确提出、大力宣扬之时。即便是这样处境下，绵里藏针的邓小平，还是在信中写了一句话：“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更是多次发表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讲话。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视察东北时，他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已经直截了当：“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两个凡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闭幕式。华国锋在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邓小平的“宣言书”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早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就让胡乔木为他起草了一份讲稿，内容有二：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

    但是到了会议期间，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他找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12月2日，胡耀邦领着于光远等人来到了邓小平家中。邓小平拿出他亲拟的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于光远还保留着自己的一份特殊笔记，记录着邓小平阐述讲话稿内容时的大量原话。这份笔记记在一个拆开的旧信封上。

    邓小平首先对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

    讲话稿的第一个问题要谈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说：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

    第三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

    ……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这就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

    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启 幕

    197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

    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议题已经顺理成章。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

    后来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在完成了这次华丽转身之后，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北京日报》6.21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