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在当今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侧畔的兴业路上，一群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在这里聚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每当我走过这里，就会想起“一大”会址的探寻者沈之瑜先生。

    沈之瑜（1916~1990），原名茹志成、茹茄。早年毕业于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0年离开上海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沈之瑜受命渡江南下，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负责接管上海美术界。

    1950年初秋，沈之瑜被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召集他和宣传干部杨重光一起开了个小会。原来，为迎接1951年建党三十周年，陈毅同志提议，要尽快寻找到党的诞生地。要求沈之瑜和杨重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

    上海地方这么大，该从哪里着手寻找呢？

    时任公安局长扬帆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让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一起帮忙寻找。早年的周佛海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杨淑慧也曾多次到过开会的地点。

    随后，沈之瑜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周佛海的著作《往矣集》，从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贝勒路就是后来的黄陂南路。

    为了抓紧时间，沈之瑜决定“兵分两路”，由沈之瑜与杨淑慧负责寻找“一大”会址，杨重光则负责查找当年“一大”代表的居住地——博文女校。

    于是，沈之瑜就带着杨淑慧在黄陂南路上慢慢地边走边看。杨淑慧当年曾随丈夫周佛海拜访过李汉俊家，也曾去李家送过信。在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与黄陂南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杨淑慧忽然说道：“这里有点像李家的后门。”

    后经过多次踏勘，记忆逐渐清晰，确定是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口上写有“恒福昌面坊”几个大字的房子。接着，沈之瑜亲自走访当地居民，得知这五幢房子是1920年夏秋之际由一位陈姓老太太出资建造并用于出租，后几易房客，有一位姓李的先生曾租下其中两幢房子。经查证，当年租房的“李先生”就是李汉俊的胞兄李书诚，由此肯定，周佛海在《往矣集》中所述的“李汉俊家”说的就是这里。

    与此同时，杨重光负责查找的博文女校也经落实，位于太仓路127号的那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楼房，就是“一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等代表的住宿地。

    为了确证查实的情况，沈之瑜他们一方面拍了一套照片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核，同时还请了当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先生到实地勘察，后来中央又派了毛泽东的老朋友、“一大”代表李达到上海核实，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1951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上述三处回购，辟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1954年3月，原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国家内务部研究员包惠僧以及李书诚的夫人薛文淑来上海再次帮助勘察。沈之瑜根据他们的口述，画出了当年的室内布置平面图，另外还通过薛文淑找到了当年她房内的一些家具原物，使纪念馆的布置接近了原貌。

    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等革命纪念地，已经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成了“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

    （《解放日报》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