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文献和著作中，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一些细节很少提及，这或许是因为缺少相关资料，或许是被过去的评价方式所限制。对此，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徐元宫以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在讲述南昌起义时指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之后，中共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据回忆,在起义前的中共常委会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紧接着,他又语锋一转,板起脸孔对张国焘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　

    这些资料都证明了莫斯科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答复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然而,解密档案文件显示,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根本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确定的。

    上述密电发出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严禁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

    事件的严重后果，还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指责那些文件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但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

    （《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