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访问了《中国法治蓝皮书》“农民工犯罪问题”撰写人靳高风教授。
记者:在2011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您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是什么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犯罪率?
靳高风:以前,我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时,往往归结为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低、经济贫困、家庭影响等个体原因上,简单想一下农村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农村地区犯罪的少,在城市里犯罪的就多或者说犯罪倾向就大?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原来束缚自己的乡村熟人文化、道德观念,到了城市后荡然无存。他们收入低下,被城市人视为另类,还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看到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后,年轻人就容易产生一些犯罪的冲动或倾向。如果再有老乡或者其他人的诱惑,更容易产生犯罪。
所以,城市对农民入城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才是导致这一群体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对生活的追求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他们有时会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如果周围有违法犯罪的人员或犯罪组织的拉拢,会选择去犯罪;如果周围熟人中没有违法犯罪者,行为人有足够的胆量和野心,也可能会选择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目的。
记者:在对农民工犯罪的调查中发现,抢劫这样的犯罪行为,很少会受到同乡与村人的舆论谴责。如何理解这一心理呢?
靳高风:这和犯罪群体的亚文化影响农民工的日常道德判断有关,也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变异有关。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到了城市后,“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乡村的某些”熟人”都是一个样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了,而在农村的“乡土社会”中,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仍会起作用。
记者:在狱中采访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本地人、有钱人恨之入骨,但对老乡讲义气,甚至乐善好施。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靳高风:贫富差距、地位差距造成的“不公”感的确存在。但是我认为,城市人对进城农村人的歧视是造成犯罪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在城里没有尊严和地位,是城里的“下等外来公民”,干着最累最脏的活,受的是白眼和鄙视。一旦他们有了钱和地位之后,虽然法律身份没有变,但是别人的眼光变了,他们就有了尊严和地位,不管这个身份和地位是不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
记者:在广西天等县,即使有的乡镇比上映乡贫困,但外出犯罪率却要比它低得多,我进行比较调查后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乡镇的基础教育做得更好一些。
靳高风:发展教育是预防犯罪的基本路径之一,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会增加良好的就业机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农民工一般就不会犯罪。当前农村下一代教育问题值得社会关注,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了,孩子交给老人带,教育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泛起。这样下去的话,新生代农民工该走向何方,值得政府和社会思考。因此,农村富裕起来之后,引导农村新文化、新教育的形成是我们政府当前迫切的任务,这关系到我们未来10年下一代农民工的前途和城镇化的前景。
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犯罪的角度看,在城镇化的战略中,需要考虑两类人群的就业、市民化和文化冲突问题,一类是被城镇化地区的居民,这类地区一般在城乡接合部或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要实现他们角色、职业和管理的城镇化;另一类就是进城务工的人员,应帮助他们解决就业机会、市民待遇、社会保障、后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