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一代”的无奈
黄昏时分的深圳市公明镇,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工业区样子:空气污浊、尘土飞扬、黑摩的和宝马车乱糟糟地挤在交叉路口。
6点钟,正值附近厂区白班与夜班交替的时刻。在马田村一条幽暗逼仄的小巷里,阿海穿着蓝色的工服正要匆匆地走出去。他是阿星的弟弟,哥哥阿星在入狱之前,也以同样的节奏往复于打工路上。
阿海要去新兴橡根厂上夜班。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10小时。
他们一家七口租住在马田村南光高架桥旁的农民房内。这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头顶不断有呼啸而过的汽车让屋子像一列始终行驶中的列车,不开窗都是汽车尾气的味道。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他感叹,这个呆了16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最终,工厂给了他2.7万元的补偿金。打了半辈子工的闭伟宝没有养老金,大多数中国打工者和他一样。
闭伟宝50岁,中等个头,有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性格,坚忍、吃苦耐劳,他家也是村里最早建起楼房的人家之一。像他这样还在城市打工或正因年岁渐长而处于失业边缘的“民一代”,在全国有一亿多人。而像阿海那样的“民二代”,在全国也有近亿人。
就怕“以后你不用来了”
阿海自认为是个勤勉的人。曾经在2002年跟着哥哥阿星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1000元的工资,管5部机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而他的姐姐阿美,比他更勤勉。但自从1998年来到深圳后,每月的工资至今也未超过2000元。
他们曾经都是留守儿童,对深圳充满向往,在初中尚未毕业就出来做童工,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混进工厂。父亲闭伟宝被辞退后,母亲也将近50岁了,也在新兴橡根厂打工。只等着某日工厂像辞退闭伟宝那样告诉她——“以后你不用来了”。
但即使再节省,他们仍然感到钱不够用。阿海粗略算了一下,一家七口人如果生活在一起,可以节省生活成本,吃住加起来也得每月1500元左右,抚养孩子每月也得花销1000多元,夫妻俩每月工资不到3000元,月月见光。
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愈发脆弱。
2010年底,闭伟宝一家遭遇了最怕的事清——疾病。
那天,闭伟宝贪便宜在街边买了捆便宜青菜,结果全家吃了拉肚子。阿海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腹泻住院花去将近2000元,其他家人亦只能请病假。结果,全家生病两周,把七口人几千元的积蓄全花完了。
三代人全打工?
据2009年的统计,在广西八百多万的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阿美的堂妹阿花,算是温江村最成功的打工者,她从一名普通打工者,最终奋斗成深圳一家国企的销售经理。阿花长相清秀,20多岁,完全看不出打工妹的痕迹,更像是一个城市白领。然而在五六年前,她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手指都做得变形了。此后她决心自学,逐渐改变命运。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城市那道无形的墙,是一种比打工本身更深刻的痛苦。闭伟宝的儿子阿星在抢劫杀人案发自首时,曾说过,“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阿花有更朴素的认识:受教育,特别是让下一代受教育,是改变命运和融入城市的起点,她认为自己是个例子。而阿海对他堂姐的观点不以为然。在马田村那间灰暗的出租房里,高架桥上汽车呼啸,门窗咣咣乱响,“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