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的同村亲友

    阿星在发生杀人案之前，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一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那时，他有长长的头发，笑笑的眼神，对城市的一切充满向往。他刚来深圳是2000年春节后，15岁。不久，他就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他的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

    那时，作为未成年人的阿星，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他冒用叔叔闭伟勋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元，后来也只增加到600元/月。

    那时，他的父亲闭伟宝已经在新兴橡根厂打工8年了，妻子、女儿都已进这家厂做工。这是一家广西人占80％以上的全球最大内衣辅料厂。通过老乡相互介绍，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

    所以，阿星在那里并不缺玩伴。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五六人去溜冰、跳舞，“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赵民显和阿星家同属温江村山岱屯，是阿星的堂叔。在阿星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的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有这位做“黑社会”的叔叔一年的钱多。

    可怕的“血酬”

    也是在2000年，赵民显和同村妻舅兼表兄杨成康控制了深圳松岗的“广西长途汽车站”。这家车站实际上就是松岗城区附近一块不足两千平方米的空地，至今仍像一个临时停车场。经常被政府整治，又悄然开张。

    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车站，却是灰色社会中的一块肥肉。每年邻近春运时，在正规车站买不到车票的广西打工者们，都喜欢来这里乘车，这里的空地上常常会停满三四十辆车。控制了车站的帮派，每天可以有将近十万元的保护费收入。

    1999年以前，这家自发演化出来的“长途车站”还是一片混乱，各长途汽车竞相拉客。赵民显与杨成康说服天等县籍的司机，动用暴力把其它的长途车赶出车站。垄断后，票价涨了一倍。深圳到广西天等县的车票涨到150元，又把春运时期的同类票价涨到300元~500元。他们再从每部长途车票款中收取至少30%以上的保护费。看场的温江村青年每人每天可以收到100元的小费。

    这种保护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血酬”，关键时候要敢于拿命来搏。车站当时的“核心团队”就三个人，性格沉稳的杨成康多谋善断，垄断车站的谋划主要靠他。个性火爆的赵民显则经常拿着枪去出头，他们的表弟许国定忠心耿耿地随时听命。外围看场的则是二三十名温江村青年，车站有事时，他们可以立即动员在深圳打工的几百名温江村人和上映乡人前往助威。

    2002年，阿星17岁，开始厌倦打工。

    抢劫竟成了“风俗”？

    2003年，曾最早带赵民显出来打工的堂兄赵民山，已经从打工者变成了抢劫者。而曾陪着杨成康从车站帮派争夺战中死里逃生的另一个表弟张振武，已与赵民山结伙在一起。和警察发生枪战也成了温江劫帮的家常便饭。

    在阿星日益深陷这张黑色的老乡之网时，父亲闭伟宝“无论如何不让我再玩了”，他要求阿星脱离在深圳的老乡网络。2003年6月，阿星带着弟弟阿海去汕头的亲戚那里学织带技术。

    但阿星耐不住寂寞。到了2004年，仍悄悄从汕头往深圳跑，他喜欢和年龄相仿的老乡们泡在一起。

    这一年，深圳关外的宝安区，包括当时的公明镇，由于外来人口管理失控，治安成为深圳最差。广东省公安厅从其它城市调动大批警力前去维持治安。但警方的抓捕并没有减弱抢劫犯罪对温江村青年的诱惑，相反它像风俗般影响了更多人加入其中。

    阿星已经难以忍受在汕头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且没有休息天。阿星想辞工去找“8小时的工作”。但他身上几无现金，他962元的工资，被汕头的织带厂扣押着。

    2005年7月5日，阿星在堂叔赵民贞家喝满月酒时，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他试探性地问同村的邻居冯春毫：“我们去开工（抢劫）。”冯春毫说，“开就开吧。”此后阿星醉倒，被抬了回去。

    2005年7月8日傍晚，冯春毫下班，阿星和他一起去买刀。阿星后来在狱中认为，如果那天晚上顺利辞职，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他和冯春毫也许就会带上刀去别处抢劫。他一直不承认劫杀管工郑炳荣是有预谋的，“就是一瞬间的事，一转念就搞成这样”。

    但在判决书中，阿星承认是有预谋的，他们想去抢工厂的老板。事实上，阿星在辞职后去拿行李时，他和冯春毫都带了刀。当天晚上工厂老板不在，在拿行李时，阿星因为拿不到被扣押的身份与工资，和管工郑炳荣发生争吵。阿星和冯春毫随即拿刀捅杀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