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背影

    “我的祖上在康熙年间到天津当师爷。上世纪初，住到了常德道。”67岁的金彭育如今在天津市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工作，一年到头，他总要反复讲起“五大道”的历史。

    “五大道”，原是天津南城的一片坑塘，1902年扩充为英租界。1919年起，英租界工部局利用疏浚海河之机，开发了这一地区。其范围是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与南京路交汇口以西的长方形地段。这是天津小洋楼最集中的地方，有数百幢世界各种风格的建筑。

    上世纪初叶，很多军阀、政客都选择在天津营造私宅。因为天津离北京最近，又有外国租界可以做庇荫。很多人过来并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策划密谋，找机会东山再起。在“五大道”洋楼的建筑风格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极强的私密性——所有院墙都是实墙，院内花木遮翳，掩住里面的楼窗，临街房间多是厨房和佣人房。

    金彭育出生在常德道57号。当时的金家有5幢房子，8个厨子，“平时亲戚间迎来送往比较多，邻里间则很少来往，大家躲进小楼成一统。平时会吃西餐、听交响乐，婚姻也讲究门当户对。”金彭育记得，当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就住在他家旁边，但两家基本没什么来往。

    交了房子 卸了“包袱”

    在乱世，表面上奢华悠闲的租界生活，私下却是波涛暗涌。

    金家的洋楼，曾被当成过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金彭育回忆说，当时，他的四大爷金克刚暗中加入了党组织。

    天津解放前夕，有几批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分别从香港、上海等地前往解放区，路过天津，在此中转。其中一部分客人就住进了金家，主要居住在金克刚家那幢洋楼的三楼。

    1949年刚解放，金家就腾出了两幢小洋楼，让解放军住。彼时的“五大道”，一些资本家和国民党将领丢下家业逃跑了，有的则把房子交给了政府，成了公产。“共产党接管后，住进来的大多是高级干部、区局领导，也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和商人。”金彭育说。

    解放初期，金家主动要求把房子交公，全家人住进了马场道的一栋小洋楼里。

    “交公那天，全家人特别高兴，晚上吃面条去庆祝。那时宣传的是，进入社会主义就都是公产了，有房子就是有包袱。”金彭育没有丝毫留恋，“交了房子，等于卸下了‘包袱’。”

    一边天津话 一边普通话

    到了1952年，金彭育上学时，已经和当时的绝大部分孩子一样，“长在红旗下”了。而一同“长在红旗下”的，还有大量进城干部的子女们。

    1958年2月，天津划归河北省，大量河北省的官员涌入天津。按照当时的规定，行政13级(含13级)以上的官员方可入住“五大道”。

    卢宏的父亲是原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1955年，卢宏一家搬进了睦南道90号。“刚分配住房时，有人拿着一堆钥匙去分房子，哪个门能打开，就先让人住进去，之后再登记。”

    原天津市高级法院院长陈阜一家在1958年入住了睦南道43号。陈阜的儿子陈朝生回忆说，“刚住进来时，家具都是现成的，是之前的住户撤退时留下的，上面编着号，小牌子上写着‘人民政府’的字样。每个月要交房租和家具费。”

    “五大道”的孩子们多在天津市实验小学上学，中学则集中在耀华中学和当时的女一中、男一中。

    “上小学时，都是开个条子，说明父母在哪工作，拿着条子去报到。不一定非得住在‘五大道’上，只要父母级别够了，都可以上实验小学。”有当年进城干部的子女表示，学校里，老师教的都是普通话，学生说的也是普通话。有些人甚至到“文革”后期，才第一次听到天津话。

    改革开放以后，“五大道”的新住户越来越多，老住户则渐渐减少了。纯正的“天津话”进驻“五大道”了，一些企业、私人会馆也搬了进来。卢宏家的房子租了出去，荒芜着无人打理。而今，从一些敞开着的门窗，尚能看到里面一家人几十年的生活，雕花的天花板上满是灰尘，黑白莫辨，散落在地上的衣服和生了锈的自行车看得出主人离去时的匆忙......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5期 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