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荩

    惨死狱中

    沈荩，祖籍江苏吴县，随其祖到湖南，寄籍善化（今长沙县）。沈荩自幼天资聪颖，为人狂放不羁，鄙视科举，无意功名，但心怀大志，常与友人纵谈天下之事，并与好友组成文社，议论时政，因成员有12人，湘人称为“十二神”。在维新变法时期，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密切，积极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他随唐才常来到上海，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往返于湘鄂之间，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1900年，自立军起义，沈荩为右军统领，起事于湖北新堤（今洪湖）。由于经费缺乏，部署疏漏，汉口自立军机关被张之洞破获，沈荩之右军也旋即告败，唐才常等遇难。自此沈荩进入清廷缉拿黑名单，开始了逃亡生活，经武昌至上海，辗转于京津等地，于1903年7月10日被捕。

    沈荩被捕后，清廷唯恐夜长梦多，决定速杀之。他从被捕到被杀仅20天。因7月正值光绪帝生日，为万寿月，一般不杀人，慈禧太后决定改为杖毙，即用棍棒活活打死。时《大公报》载，行刑之状惨不忍睹，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一年后，维新志士王照获罪下狱，恰巧关在同间牢房，其《方家园杂咏纪事》记：“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沈荩死时惨烈之状，不忍回想。  

    死因之谜

    按清律，颠覆朝廷之罪当诛九族，以此推论，沈荩被杀本属难免，但行刑时间和行刑方式却给后人留下诸多疑惑。中国古代处决犯人有时间规定，常规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清代刑法规定，“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应立决人犯及秋、朝审处决重囚，皆停止行刑。”处决沈荩正为夏季，不符常规。采取杖毙之刑，也令人生疑，据此引发对沈荩之死的诸多猜测。

    一种猜测认为沈荩作为记者，泄露了中俄秘密条约，招来杀身之祸。持这种说法者以章士钊撰写的《沈荩》一书为代表。据章书记载，1903年3月，俄政府有要求满政府之密约七条，沈荩作为记者获取密约内容并公布中外，全国震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又因条约涉及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亦颇多微词，清廷一时间不知所措。后经调查乃沈荩散布所为，恼羞成怒，于是杖毙沈荩。

    另一种猜测认为清廷有杀一儆百之意，以泄私愤。1903年，《苏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因发表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苏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大力赞扬和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专制。之后，又发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讥讽康有为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于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邹容等人，要将辱骂皇帝、宣传革命的章、邹二人处以极刑。但因此事发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权限章程》规定，原告应在公租界审判。由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对于清廷的“引渡”要求，各方态度不尽一致。正在各方争论不下之际，沈荩被捕。清廷对当时报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怜沈荩，遂成替罪羊。

    笔者认为，沈荩之死最主要原因应是其曾为自立军。晚清帝后斗争异常激烈，自立军起义时提出的“光绪帝复辟”和“逆后当权”等诸多“狂悖”言论，是慈禧太后决不能容忍的。沈荩在京津之地辗转之际，已被人秘密盯梢，奏陈慈禧太后。在现存的一份没留姓名的宫中档密帖中，告密者称沈荩乃通缉要犯，为自立军头目，“隐匿京师南城外，行止无定”、“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若不设法歼除，诚恐异外生节”，在这份300字的密帖中丝毫未提泄露密约一事，却提及自立军首犯唐才常等已“获正法”，言外之意沈荩早该杀了，以此推论，沈荩被速杀杖毙也就不难理解了。

    “沈荩案”的影响

    “沈荩案”在中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泰晤士报》认为清廷“狠心残暴，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将来“必有不得久安之势”。

    “沈荩案”的发生使清廷放缓了对“《苏报》案”的追究，使章炳麟、邹容等人免遭屠戮。

    另外，“沈荩案”等晚清一系列报案，也促使清廷对于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进行反省，并最终促成相关法律的出台。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先后回国，在奏折中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晚清风起云涌的舆论环境迫使他们承认，唯有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自由空间，才能有效加强舆论控制。

    (《中国文化报》7.14 张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