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炉效应”，它不仅熔合了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让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小岛上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香港的体质，也意外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

    香港上一次的大规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于政治的剧变，导致数百万人从中国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从董建华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诚，这批移民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改变了香港，让这个英国人统治的小城市，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东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体所说的“香港之死”的悲观预测，上升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成为中国经济融进全球化浪潮的桥头堡。

    正是这样的经济剧变，导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从中国的各地来到这个岛屿的新移民，和这个岛屿进行着奇特的互动，并且开创了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和全球华人社会的关系出现变化，过去被视为危险的“海外关系”，突然成为一种正面的关系，这让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国人有机会来到这个有待解放的“白区”来探亲，或是从此定居这儿。

    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转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资及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潮，往来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也不断交换生命的碎片。

    新一波的来港移民，不再是局限于广东，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各省和自治区，都有自己的驻港单位，它们都重视香港这个对外的窗口，在资金和资讯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国前往全球先进国家留学的精英，毕业后不少也来到这个岛屿城市，体会这个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资银行业，说普通话的声音，逐渐代替了过去这个行业被英语所垄断的格局，代表了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到了最近这几年，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决策权，也不可逆转地落在来自中国“海归派”精英的手上。

    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后来去了美国念新闻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行政总裁，权倾一时，成为香港金融界的高层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内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达720万港元。

    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归派”的最爱。

    在大学校园也是如此。香港大学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请来内地资深媒体人钱钢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中国内地曾任记者多年，他写的《唐山大地震》，成为香港中学教科书中的范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对中国的媒体生态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国记者。

    这些有内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风貌。香港长期以来被西方专业精英所垄断的经济权力版图，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国情怀的海归派精英，以李小加为代表；汇合了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以钱钢为代表，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展示他们的权力肌肉，从商业到学术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新移民的足迹。

    30年间，内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权力板块的移动。

    未来中国的改革之源

    从香港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的八所大学的中国内地学生，都是成绩优秀的一个群体，他们求学香港，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学术氛围。

    这些二十来岁的中国新一代，都会不断进行香港和内地的比较，并对内地的制度创新作出思考。拥有香港生活经验的他们，每天都在比较两地的差异，为什么在法治、言论自由与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内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出入两个系统，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有点滴在心头的反思。

    这些反思到最后也许会成为中国改革的力量之源。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也强化了香港对北京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他们在内地成长的经验，对国家的认同，都有一种感染力量，使中国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地位上升。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专业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却是超越了香港某些媒体所说的“洗脑”，而是在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命运的承担。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将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他们改变了香港，也会改变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在香港与内地人民交换生命碎片的过程中，也必将淬炼一个新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