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从北向南，移动着文化中国的边境线，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南来”是古文说法，即来南方之意。比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戴望舒，他于壮年来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运正好与香港重叠。

    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南来文人是香港文化结构的绝对中坚，小说家中的刘以鬯、徐速分别写下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实验小说和香港最畅销的青春小说，诗人中的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力推现代主义，影响了日后大多数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学和艺术抬头，本土意识确立，南来文人的角色才渐渐减弱，甚至随着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创作日益蓬勃，南来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识相形反而见得保守落伍了。

    八九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中提到南来作家，莫名地总带点贬义，似乎总不如“土生土长”来得响亮。幸好还有一批在1997前后来港的作家、文人，以无可非议的作品质量、文化视野甚至文化参与的力度，为“南来作家”一词挽回不少面子。

    这样的人，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黄灿然。黄灿然是个急性子，和他翻译中的细致从容、诗歌中的沉着舒缓大相异趣，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总有话说，总有创见。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诗歌中的那种自信，也许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岁来港，没有文凭没有靠山，只好在工厂打工——就像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平民阶层新移民一样；但是黄灿然没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钱，几年后考回暨南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喜欢外国文学，他没有局限于新闻专业，而是自学英语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说的，英语词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语不但成为他的工作依靠（他毕业后一直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更成为他立命之本。

    新移民知识分子中，勇于自认自己是香港诗人的人，谁都想不到是最大的异乡客：北岛。2006年移居香港，是漂泊诗人北岛距离回不去的故乡最近的一次迁移。当北岛被香港中文大学延聘为正式教授之后，他牵头策划大型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两项计划，一下子使香港文化界充满了诗的声音，更是浪漫主义之举——试问要在一个被定性为商业至上社会的城市，举办貌似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节，几乎是堂吉诃德的行为，北岛硬是以自己的号召力办成了。

    北岛和我、作家曹疏影常常在湾仔的“老北京”餐馆吃糖三角、京酱肉丝等地道北京菜，既是缓解北岛的乡愁，也缓解曹疏影对北京的怀念。青年作家曹疏影在北大求学8年，2005年毕业后移居香港，算是文化新移民中最年轻者之一，她来港后一直从事自由撰稿人和编辑的职业，五年间出版了三本书：童话集《和呼咪一起钓鱼》、散文集《虚齿记》和《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

    在香港，与曹疏影同龄的新移民作家还有小说家葛亮、时评家熊一豆、书评家许骥等，年轻的他们与上一代新移民文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受过较完整的现代教育，对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位置有更清晰的认知。南来，已经不是当年的别无选择，更多的是自觉选择，因此香港对他们的意义也大不同了，既在之，便写之，上一代经过矛盾达致的从容，也许年青一代已经成竹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