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在街头强行剪辫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10年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

    1911年春天，陆军第三中学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这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法不责众，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大加赞扬。

    同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风波。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

    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为了推进剪辫运动，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遇留辫者，即时剪掉。剪辫队还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有的还到医院帮病人剪。新政府同时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没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辫，不许进学堂。

    然而，辫子毕竟已经留了二百多年，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积习，因此，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者；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者；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者。对于这种不识时务的怀旧者，虽然不少地方曾发生过一些强制和偏激的行为，但总体上是说服、教育，较为宽容。

    所以，辛亥革命后，留辫者仍扬长过市，见怪不怪。辜鸿铭五四时期在北大当教授时还拖着一根花白的长辫子，出没校园，自觉美不胜收，吟诗云：“残雪犹有傲霜枝”。以翻译西方小说名噪一时的林琴南，不但总是留着一根长辫子，而且扬言他的双腿不能给皇帝磕头了，还有何用！常往东陵痛哭。末代皇帝溥仪的辫子一直留到了1921年，也没有人强迫他剪掉，后来是自己觉得留辫实在不美，主动请人剪了。

    种种迹象表明，民国后留辫与否是自由的、开放的，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而且随着风潮的过去，留辫与否基本与政治无涉，渐渐还原为民众自由选择的风俗习惯。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的某种功绩和历史的微弱进步。

    （《南方都市报》8.2 李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