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港公干：订定明确不得僭越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外访开支显得有点“寒酸”：2007年11月底至2010年10月，三年外访40余次，支出仅有98.7(港元，下同)万，其中6次当天往返，包括赴上海世博会“香港活动周”开幕活动；自掏腰包，利用度假机会参加公务活动，支出交通费18600多港币，更注明“机票自理，行政长官赴美休假期间顺道出席活动”……

    行政长官办公室新闻主任林炳权先生介绍，行政长官之外，高官离港公差依例而行。依照政府规例，公务员事务局等12个决策局局长（属于问责官员，不是公务员）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及其配偶）在内的高官离港公干，将获发放膳宿津贴，津贴率和形式与普通公务员完全相同，更特别强调，若在对外事务礼节上“需由配偶陪同前往”，高官配偶才可乘坐同等舱位，费用才由政府支付。

    问责官员之外，《公务员事务规例》对于16万各级别公务员出差标准有明确订定，不得僭越。公费补支细化到航班舱位。问责官员及高级公务员，首长级薪级表第四点或以上薪点（意即每个局“常任副秘书长”以上，约等同于局长助理）的官员，全港约有300多人，可获商务客位机票，其它各级别的公务员仅能配备经济客位机票。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比如飞行时间超过9小时或5日内须乘搭飞机不少于3次，才可经部门首长批准，将当事人“升级”至商务舱。

    人民币2261元、2451元和1484元，这是公务员分别前往北京、上海和成都公干的每日膳宿津贴标准。离港公务员根据目的地实际情况，享受不等额的津贴，住宿、膳食、洗衣、一般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员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

    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指出，市民很多时候会根据“适度和保守”的原则来评价公共机构的敏感开支，政府审计署、廉政公署会密切跟进违规事件，媒体报道有如“漫天飞雪”，违规代价之大，有效控制了个人贪欲的“泛滥”。

    公务酬酢：一设限二申报

    5月4日获赠一件摆设，12日获赠一本书，16日获赠一幅书法……行政长官每月收受的公务礼品，都公布在政府网站上。今年5月，曾荫权获赠估值超过400港元标准的礼品有9件，已全部上网供公众查询。

    在香港，公务员因公职关系，或以公职身份出席某一场合而获得的礼物，均视为向该员所属的部门提供的利益。公务员可保留因其公职关系而获赠送的下列礼物：获赠送的礼物价值不超过50港元或实职薪金的0.1%（以较高者为准）；礼物刻上该公务员的姓名；该员是以嘉宾身份出席正式活动时获赠的，而该礼物价值不超过400港元。

    公务员虽可私人保留这类物品，但他仍须填写申报表，供部门存档。而超过1000港元以上的物品一般不准许私人保留。

    宴请更在严管之下。根据政府规例，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的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元及450元。特区财政司长曾俊华宴请宾客，多以家常小菜奉客，并无特别菜式，更没有“几菜几汤”规定，一般都以节省、切合需要为原则。

    即使当事人离港在外，把酒言欢亦须遵照程序严格执行。公干期间“吃请”，公务人员须提前申报，获批后才可出席，回港后及时补办手续。宴请之外，“卡拉OK”等娱乐场所，则完全禁足。

    中环海港政府大楼海事处苏平治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三层酒柜，内有不同年份的红酒8瓶，他说这些酒都是自掏腰包用以接待的。部门需要宴请的时候，多数时候公务员都会自带酒，且还会跟熟悉的饭店商量，尽最大可能节省开支。

    严管公车：专车仅有20余部

    在香港，公车管理公开而透明。

    香港现有公务员16.5万人，其中首长级公务员1280多人。不限用途的公务汽车，只配给行政长官、各司长、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各决策局局长，数量仅有20多部。还有1300部是小型客车，供各部门人员执行公务时使用。

    每部政府车辆都备有行车记录簿，记录数据包括车程、时间、公里数、地点和目的地。部门管理人员随时查阅行车记录簿的行车记录，以防止公车私用。

    特区财政司司长新闻秘书王永杰说，自己因公事需要使用政府车辆，需遵循下列程序：预先填妥表格，提出申请，负责单位在有车辆可供调配时，安排政府车辆接载。

    就职入境处的梁先生，按照特区规定的公务员薪级，已达35点（总薪级表分0~49共50级），月薪超过5万港元，属“高级公务员”级别。他工作在湾仔，家住新界荃湾，每日上下班往返20公里。每天早晨，他驾私家车抵达离家最近的地铁站，将车泊于附近小区停车场，转乘地铁到港岛上班，因公使用公车则依照程序申请。

    在香港，政策透明度也体现在车辆牌照上。一般政府车辆（除消防处车辆外）均以“AM”开头，行政长官和各司局长车牌，更是路人皆知。公车私用一旦发现，即时揭发，每一个市民都是监督员。

    香港管理“三公”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公务员内部管理文件，动辄超过1000页，想得到的细节问题和“意外”情况都一一列出，因而可操作性强，没有弹性空间。对于中国社会中传统“人情”，例如礼物、折扣、贷款、服务及其他恩惠，公务员“不应”欠下，这一点已在香港公务员政策文件中“三令五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由于公务员拥有普通市民所没有的权力和影响力，所以如果违反法例规定，所受到的惩处要比一般市民重。

    （《人民日报》7.29 　李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