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生最大的转折点，是他在1950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信中，父亲谈及自己病重，希望有生之年能与儿子再见一面。孝顺的钱学森念父心切，立即向学校申请探亲假并准备回国。

　　在此之前，钱学森曾经担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的顾问。1949年9月，38岁的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地位和生活非常优越，他希望利用美国的优越条件进一步深造，因此正式提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

　　当钱要回国的消息传开，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立即电话通知司法部，要求无论如何要将钱学森留在美国，因为钱的头脑里装满了美国的军事机密。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金布尔的做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此时，恰逢美国政府处于严重恐共的麦卡锡时代，金布尔的这通电话使移民局怀疑钱学森是共党分子，并很快将其逮捕，此后，钱学森被软禁了整整五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欧美的大批华人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很多人抛弃已经成形的事业，冒着危险，立志要回到祖国参加建设。但钱学森不在此列。他本没有积极回国服务的意愿，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可是历史围绕着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封家书和一次回国探望父亲的意愿，竟然遭到了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几年之后，钱学森以莫须有的共党罪名，通过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方式被遣返回国。

　　钱学森一直对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耿耿于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终于将他推到了中国利益的一边，钱学森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爱国分子、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一封家书，竟然成为钱学森人生最大的分水岭。假如没有父亲的来信，钱应该继续在美国求学、研究，日后究竟能取得何等成就，的确是一件值得展望的事情。

　　可是历史不容假设。美国抛弃了钱学森，他别无选择，只能丢下自己的研究事业，回到中国。世界之大，似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他一个平台，给他一份完整的亲情。

　　钱学森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国。中共中央政府给了他非常高的礼遇和重用。1956年1月，刚刚回国三个月的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下，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春，他应邀出席政协会议并在会上讲话。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与自己坐在一起。钱学森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也受到中央高度重视。

　　此时的钱学森激情有加，他要把全部知识献给自己的祖国，做出成就，以报答知遇之恩，同时或多或少也想让美国人看到，他们丢弃掉钱学森，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既有对美国的怨气，却也带来了美国的学术作风。中科院院士戴汝为说：“钱学森对美国有些事情说起来是咬牙切齿，（因为）等于是把他从美国给赶出来了，但是他觉得美国的讨论班是非常之重要的。”创建力学所期间，钱学森积极倡导学术民主。他让行政部门为每个办公室购置黑板，走到哪个屋子里都便于学术讨论，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在黑板上推导。这种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的做法，被钱学森称为“科学的民主”。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8月号　苏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