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学识、素养、口才乃至说话的方式,会成为一段时间的新闻事件。从小处说,他们代表着公众判断、民心民意;从大处说,他们代表着政府的文化立场、国家的文化形象。他们就是新闻发言人。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去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新闻发言人为什么总引发争议?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无可奉告型:虽然是部门或企业的发言人,但往往一问三不知。对政策对状况都不清楚。面对记者的提问三缄其口,口头禅都是“无可奉告”。
大包大揽型:有的发言人错误地认为,出了事情自己的任务就是去堵枪眼,去转移视线,去替人受过,大包大揽,什么责任都自己扛。
照本宣科型:事先准备好台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视连线抗洪前线,面对主持人关于决口有多大、群众转移情况的询问,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闻,依旧对着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大念特念。
自我辩护型:譬如前段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的霸王洗发水的“二恶烷”事件,发言人一直强调二恶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并非“霸王”独有。
报喜不报忧型:这是大多数单位的习惯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传的好事就大书特书,而记者一问起负面新闻就面露难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这位主席先是说:“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的追问下,他竟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新闻发言人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还有的发言人面对火灾、矿难等重大事故时,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总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今天的新闻发言人比过去更难当吗?
有专家认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知道的永远不会比网民更多。面对持有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网民,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教授史安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复旦大学教授童兵说,“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最权威的。”
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微博用户可以通过互相“关注”、“转发”,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新闻发言人依然是稀缺资源
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政府的一些报道还容易统一,但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今年3月以来,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的问题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么庞大的公司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发言人。
据调查,380多家跨国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达到了80%,而在国内,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业发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而对于民营企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足1/5。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专家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人民日报》8.12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