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后押送出国做苦役

    1944年5月，时任上尉连长的耿谆，正在惨烈的洛阳战役中拼死守卫阵地。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据点被日军攻破，耿谆身受重伤，沦为日军俘虏。与耿谆同时被抓走的，还有共产党的部分抗日将士。华北是抗战的主战场，也是日军侵华的重灾区，在弹尽粮绝之后不幸被俘的中国军人高达两三万人。

    1944年7月28日，耿谆和其他300名年轻力壮的俘虏被挑选出来，在青岛押上一艘名为信浓丸的日本货船。因为在所有战俘中军阶最高，耿谆被日本人指定为大队长。可接下来他就发现，身为大队长，他无法保护和拯救任何一个难友同胞，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3名同胞因患病被日军扔进海中。接管耿谆这批人的是日本著名的鹿岛组，它是日本一家大型土木建筑工程公司。

    1944年8月5日，秋田县花冈町的矿山是耿谆他们最后的目的地。继耿谆这批劳工到达花冈后，又有两批人从中国运达这里，耿谆管理的劳工人数很快达到986人。与此同时，更多的劳工还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日本，1943年3月到1945年5月，日军强掳了大约4万名中国人，移送到日本北海道、九州岛等地的矿山、隧道、水库以及工厂，共55个公司，135个作业点，强迫他们从事苦役。

    士可杀不可辱

    1945年6月下旬，劳工每天劳作的时间被延长，工作比以往更加辛苦，越来越多的劳工因为过劳、饥饿以及伤病死去，尸体焚化厂的炉火日夜不息。此后不久，在尸体焚化厂内，发生了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剧。在焚化厂劳动的劳工耐不住饥肠辘辘，不得不拿即将焚化的劳工尸体充饥。

    可怕的死亡气息笼罩着整个花冈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死去近300人。劳工薛同道因为在劳作中接受了一位日本老大娘的吃食而被日本监工毒打，几次在被打昏过去后被水泼醒，奄奄一息。

    1945年6月26日晚上，一纸死亡证明书递到耿谆手中：薛同道在饥饿和毒打中死去了，此前，耿谆已亲自接过了300多份死亡证明书。薛同道的死亡激起劳工们的公愤，因为在打死薛同道的凶器中，除了棍棒、皮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工具。每当提起这件往事，耿谆都无法平静，“他们把公牛生殖器晒干后，用来鞭打劳工，侮辱我们中国人。”

    士可杀不可辱，薛同道的死点燃了600多名中国劳工压制已久的怒火，耿谆决定于第二天，也就是6月27日发起暴动越狱。

    行动计划很快商量出来。第一步，深夜10点，趁敌人睡熟时开始暴动，打死监工；第二步，夺取枪支弹药；第三步，袭击美国俘虏营和花冈警察署；第四步，迅速返回造饭饱餐，带足干粮，向北海道方向转移；第五步，逃往北海道，夺船回国。方案本身没有问题，但任何疏漏都会导致功亏一篑。

    越狱失败再次被捕

    暴动被推迟了三天，1945年6月30日这天晚上，日本秋田县花冈町的600多名中国劳工严阵以待，等待耿谆下达越狱暴动的指挥命令，冲出这座迫害他们一年之久的死亡集中营。晚上10点钟，在耿谆的指挥下，暴动突击手首先进入监工住所。随后监工办公室、监工寝室、军械室、事务室、伙房都被劳工一一顺利占领，第一步计划顺利实施。但是，在实施第二步计划时，陡起波澜，暴动劳工无意间打落电话，被惊醒的日本人拉响了警报。

    为了对付这几百个手无寸铁、饥肠辘辘的中国劳工，日本人竟集结了2万多人的宪兵、警察前来围剿。仓促中，耿谆带着600多人饿着肚子撤离到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上。靠着铁锹、石头这些原始而简陋的武器，劳工们打退了敌人4次进攻。32岁的耿谆再次面临生死抉择：要么再次落入虎口做俘虏，遭受酷刑凌辱；要么自杀了断，杀身成仁。耿谆选择了以死明志，他解下腰带，绕过脖子，一头绑在树上，一头绑在脚上，脚下死命一蹬，晕死了过去。

    醒来后耿谆发现，自己再次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到天亮时，除了在山上战死的50多名劳工，其余的人全部被俘。他们遭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以耿谆为首的12名暴动组织者，更是被单独关押严刑审讯。审讯进行到第三天时，耿谆隐约听到日本军警对自己的判决，他断定自己是必死无疑。

    这三天里，日本警方共杀害113名中国劳工，尸骨埋进中山寮旁边的两个大坑，剩下活着的劳工，被赶回中山寮继续做苦工。鉴于二战局势的变化，日本担心受到国际军事法庭制裁，故免去耿谆等暴动领导者死刑，以“战时骚乱罪”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1945年8月，战争形势急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日本的内务省、警视厅等部门下通知，要求释放所有在押的中国劳工。1946年11月，耿谆辗转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九死一生之后，幸存的531名劳工终于和亲人团聚。

    (《中国电视报》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