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直平的家乡是山西吕梁，在这个贺龙曾经生活战斗了11年、刘志丹饮弹殉国、刘胡兰从容就义的革命老区，如今却漫山遍野盛开着一种名为“高利贷”的罂粟花。

　　任直平透露:“就我们一个市，70％~80％的企业家都借过高利贷。”

　　上世纪80年代，山西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民间借贷。那个时候生活紧张，但即使食物间的互借互助，也透着浓浓的人情味。今天我借你一碗面，面和碗是平平的，几天后我还你面时，会让面高于碗边。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民间借贷逐渐小心谨慎且忐忑不安地露了头。“利息一般在月息1分(1％)到1分5之间，期限以一年居多。何时还款，何时结息。当时借款人感激，放款人豁达，并没有产生过什么矛盾。

　　本世纪前后，随着投资热，民间借贷开始风生水起，并逐步演化成高利贷。任直平便是在那时候，开始了他的扩张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加工型中小企业的通病:狂热、扩张、困境、高利贷、逃亡甚至自杀……

　　经过十年寒窗，任直平走进了一家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中阳县支行。刚上班的时候，他也是工作狂，争先进争模范，然而1996年，偶然一桩生意让他半个月内赚了3000元，由此点燃了他的赚钱欲望。

　　任直平最初选择了摩托车和地砖生意，惨败。重整旗鼓后，他筛选了几十个项目，决定利用当地富存的耐火原料矿藏，开办一家中阳顺发耐材公司。定好的设备差1万元提不出来，任直平借了平生第一笔高利贷:月息5分。

　　任直平赌对了。仅用了三年半时间，他就把工厂由最初的100多万元，发展到了固定资产上了4000万元的大厂。

　　任直平决定乘胜追击，再投入2000万元建新厂技改，向高科技迈进。开办新厂，需要钱。然而贷款艰难，任直平一头栽进了高利贷的漩涡。

　　贷款的潜规则

　　为什么这样一位企业家，无法从当地银行拿到一分钱贷款？任直平说:“工农建中四大行95％贷款都流向了只占5％的国有企业，民营中小企业根本就贷不下来。

　　信用联社其实也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但他们的许多款是通过自己的职工和某些官员贷出来，再流向高利贷市场的。加进了人为的潜规则之后，信用联社的资金就供不应求了，一大批中小企业被这种权利结合连皮都剥光了。”

　　曾经有一位姓王的浙商在中部某县以450万元买了一座煤矿，陷入资金困境的时候向当地人许某以6分利的高息借了400万元，而这400万元，就是从信用联社流出来的。

　　由于王某多次不能按时付息，被许某带人殴打了两次。等到2003年煤矿市场回暖的时候，王某想卖掉煤矿解决债务问题，没想到被许某以威吓的方式吓走了几批想买煤矿的人；向政府和警方求救，反而招来了更加野蛮的报复。最终，他只得以600万元的价格将煤矿抵给了许某，自己赔了几百万元，含泪而去。

　　这个煤矿，则被许某一转手卖了6000万元，参与瓜分的有信用联社负责人，以及某县领导。而许某由于好赌，将分来的钱赔得一干二净，最终出资的信用社又多了一笔收不回的窟窿。

　　为了及时投产，任直平力排众议借高利贷。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知不觉间，他欠下了1800万元，涉及放贷户16个，月息60多万元。

　　经过一年的技改扩建，顺发公司规模达到了固定资产7000万元，成为吕梁耐材之首。然而生产利润赶不上庞大的高利贷付息。

　　“吕梁高利贷方式和利率是很可怕的，假如借1000万元，月息4分，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以为3年付的利息是1440万元，本息一共2440万元，其实最后付出的利息是5540万元。中间这4100万元，就是被利滚利吃掉了。”

　　任直平曾经在银行工作过，懂金融，而他都大意了。当任直平把这个账算给企业家听的时候，他们都不明白，只是感觉很奇怪:“我那么多钱，到底是去了哪儿？”

　　被高利贷吃垮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任直平的工厂被迫停产放假。

　　陷入困境之后，所有曾经友好的笑脸，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狰狞而残酷，浑然忘了，他们已经从任直平身上，拿走了4000多万元的利息。

　　库存产品滞销，欠款难要，借钱无门，高利贷逼债，面对辛苦劳作一年而拿不到工资的几百号工人，任直平拿刀刺进自己的大腿来谢罪。

　　2008年的除夕夜，举国欢庆万家灯火。任直平的家里漆黑一片，全屋狼藉，没有一丝过节的迹象，他和两个孩子围坐在窗前默默看着妻子落泪。一向忙忙碌碌、头脑发热的任直平，第一次感到脊背发凉不寒而栗。

　　“你的弟弟、姐姐、老婆，他们在你困难的时候，都不懂高利贷的危害性，想尽了办法借钱来帮你，结果最后把这些亲人都套住了。企业家为什么自杀？不是因为放高利贷的人有多可怕，而是他们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亲人和那些真正的朋友。”

　　十多位朋友轮流轰炸，众多工人哭天喊地，妻子释放压力和悲愤的时候，常常拿孩子出气。他当时心灰意冷，竟然萌生了抱着自己4岁的孩子，跳入黄河的想法。

　　腊月二十八，站在黄河边上，任直平痛心疾首地大喊:“我做错了什么？我怎么活到了这种地步？我该怎么办？”车里放着所有的账本，他希望自己死后有人能看看这些东西，企业不是他无能经营失败的，而是被高利贷吃垮的。

　　就在这节骨眼上，他收到了女儿发来的短信:“爸爸，还在忙吗？我们在做您爱吃的莜面条呢，回来不？如回来别忘给我买鞭炮。”看着信息，这个不懂眼泪的人泪如泉涌……

　　没有赢家

　　虽然任直平曾经被放款人逼得想一了百了，但他认为，放款人也不容易。

　　2008年底，吕梁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不少曾腰缠万贯风光一时的人物一夜之间蒸发，仅中阳县春节前后就有几十人逃亡，甩下大片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债权人”。

　　“2008年中阳信用社张宏自知还贷无望，便向亲戚、朋友和机关同事借了几十万卷款而逃，……每出逃一人，涉及的金额都有几百甚至几千万，吕梁大大小小跑了几百人，逃之前都是很诚信的，连一点迹象都没有。所以这些放贷给任直平的人才那么提心吊胆，大家在想:下一个出逃的会不会是任直平？”

　　恐慌就是一场灾难。人们蜂拥而上，唯恐被别人抢了先，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实际上放款人也在拿别人的钱。比如借给你100万元，其中90万元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所以在吕梁，跑的不仅有借款人，还有那些做中介的放贷者。”

　　任直平走访了不少放贷者，他们也满是血泪和辛酸，真正的赢家没有几个。

　　“借款人和放款人都没有错，错的是残酷的高利贷规则。”任直平说，“借款人是为了把自己的企业搞好，放款人是为了赚钱，大家的出发点都没错。问题就出在高利贷的规则是错误的。第一是利息太高，第二是结息时间太短，按月结息利滚利，企业有了钱也无法用在刀刃上。两边一夹击，企业就被压垮了。”

　　“假如我使用1000多万元银行贷款或者合理的民间借贷，现在早已本息全还实现上亿利润了。可使用了高利贷，没发展却有了数千万的债务。一个企业家，不逃没办法，逃就成了诈骗，是何等的悲哀。”

　　写书突围

　　任直平决心走一条自己的突围之路。

　　“我不想跑，背负一个骗子的罪名。”2009年正月十四，任直平召开厂委会，他们决定，对所有贷款户都于2009年3月后不再计息，给企业生存机会，以企业利润还本。

　　从3月2日开始，他与放款者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一开始，谁都接受不了，心想:你不还钱，还花言巧语，想干什么？

　　于是A先生来找他拼命了。任你说破高利贷的规则有什么问题，一概听不懂，只有一句“还本还息”。

　　A先生:已经拖欠利息十多天了，怎么办？

　　任直平:我真穷了，高利贷利息付了几千万了，现在没办法，只能等。

　　A先生:你穷了，关我什么事？等也行，你说等几天？

　　任直平:现在的情况不是几天能解决，利息以后不用算了，本钱一到两年内还清。

　　A先生:我等你一辈子也行，可别人不行，钱不是我一个人的，今天必须还。

　　任直平:谁不行也没办法，我就是没有，你只能等。

　　A先生:你这种态度，记住我不会放过你。老子要你的命。

　　任直平:随便。想要我命的人太多了，我本来去自杀又想开了，你拿的利息最多，现在你先拿去吧！

　　A先生:变了，世道真变了。

　　以前，好面子、身材瘦弱的任直平，从不敢跟人高马大的A先生理论。这次他连死都不怕了，几个回合之后，居然逼得A先生默认了这种解决方式。

　　像这样的谈判，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七十余场。

　　于是任直平萌生了写本书的念头。“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得把高利贷下的经济伦理扭转。到底是谁对不起谁，这个前提必须弄清楚。我想等我出版了书，再跑起来就顺手了。”

　　足足花了半年时间，任直平一边“舌战群儒”，一边写书。2010年8月初，26万字的《高利贷》终于出版了。不仅放款人人手一本，他还向社会各界送出了将近2万本。最近中央电视台揭露高利贷黑幕的时候，他又勇敢地在屏幕上面对了自己的失败。

　　也许是金融危机下的大家确实感到了真实的危机，也许放款人感到确实赚了钱，也许逃跑的张宏已经为大家预演了悲剧，于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竟然成功了。

　　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由于任直平在书中详细剖析了银行资金纵容高利贷带来的“银企大败局”，竟然让对方看了之后很受触动。“人都是有良心的，我后来从信用联社贷到了1000万元。”

　　“企业已经活过来了！”任直平爽朗地告诉记者。

　　（《新民周刊》2011年第31期 张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