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狂犬病每年导致全球5.5万人死亡。在中国,这一数字达2400人以上,居全球第二位。另一个数据是,中国也是全球狂犬病疫苗的第一大生产国和使用国,相关费用每年超过100亿元。
“付出的代价是世界第一,效果却是世界倒数第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基因工程室研究员严家新对记者说,目前,中国狂犬病疫苗年使用量达1500万人份,这意味着全世界超过80%的狂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了”。
在严家新看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据严家新介绍,已消灭狂犬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证明,只要控制了狗群中的狂犬病,人群中的狂犬病就能基本得到控制。
“解决狂犬病问题既要靠卫生部,更要靠农业部。”据严家新观察,相比于世界上发达国家狗用疫苗70%以上的覆盖率,我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传染源的问题无从解决。
严家新告诉记者,据卫生部等4部门估算,如果我国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每年约需245亿元。相比之下,中国狗的总数约为1亿只,每只狗用疫苗5~10元,按70%以上的免疫覆盖率计算,总费用每年仅需5亿~7亿元。
“农业部的人要管猪,要管牛,要管鸡,觉得狂犬病的事该归卫生部管,卫生部只能拼命增加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量和接种量,最后的结果就是每年一百亿,死亡两三千。”
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扈荣良看来,管理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导致的恶果是,一旦由于狂犬病防治工作放任自流而导致人员伤亡,第一反应便是全民动员,对狗采取斩尽杀绝的极端政策。
2006年,云南省牟定县出现狂犬病疫情,全县5万只狗被悉数扑杀,其中包括4000只已经被免疫的狗。2009年,陕西省汉中市暴发狂犬病疫情,3万只狗被警察用棍子打死。
屠犬被当做政治任务完成,而政府的解释则是“人命大于狗命”。事后,有观察者以汉中为例指出,上一次狂犬病疫情在汉中暴发是在1986年至1992年间,应对方法便是全城屠狗,19年后,一切如故。
“相比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杀狗,更应该事先把免疫工作做好。”在汉中打狗事件发生后,扈荣良曾到现场调研,发现当地狗群的疫苗注射概率几乎是零,“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中国青年报》9.7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