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13年让最后一位烈士回家

　　李红旗今年39岁，他是河北省定兴县国兴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村里老辈人眼里，这李红旗从小到大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然而5张已经发黄的烈士证书却把他与一场发生在60年前的那场战争联系到了一起。

　　用娶媳妇的钱买回烈属证

　　2011年8月6日，李红旗再次来到了父亲的墓前，看望已经去世4年的父亲。“爸，那4个烈属证已经找到家属了，现在只剩下广东杨会县这个有点不好找。我不管花多大的努力，怎么也得送他回家，您就放心吧！”说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今年39岁的李红旗是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的一个农民，他和村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下地干活，16岁外出打工，然后盖房结婚、生孩子。1997年8月的一天，李红旗和未婚妻徐艳华一起到保定城游玩，在保定古玩市场上意外看到了5张烈士证明书、一份唁电，还有一本油印的《全军第二次作战会议录》。落款显示这5张烈属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上面有机密两个字，盖着小红戳，还有当时军长、政委、副军长、主任的签名。

　　李红旗对邮票特别懂行，他把烈士证拿到手中一看一闻眼睛就亮了！连初中都没有念过的他首先感觉到的是经济上的分量，“绝对能挣钱！”于是他咬咬牙花了2500元将5张烈士家属证明书买了下来。

　　刚买回来时，李红旗没敢告诉父亲，但不久还是被父亲发现了。面对儿子高价淘来的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李红旗的父亲开始“研究”起来

　　陈玉山，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1951年颁发的证书，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送到家属手里？是地址不详，还是地址有误？

　　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些东西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用来赚钱，咱应该还给人家。”

　　“快50年了，地址都变了，不可能的事啊。”李红旗没有把父亲一遍一遍的催问放在心上。“后来我外出打工，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站在村口张望。我突然想到烈属证里的人，将心比心，他们牺牲时也就20多岁，音信全无，他们的家人这么多年该怎么过啊？”

　　认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

　　谷子地是电影《集结号》中的男主角。战场上，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强敌，谷子地指挥战士硬是坚持抗击敌人。战争结束后，由于部队改了编号，谷子地找不到组织，九连牺牲的烈士们也被认定为失踪。死里逃生的谷子地抱着撤退的集结号究竟有没有吹响的疑问，开始了艰难的寻找。属牛的李红旗在某一点上，和浑身透着一股牛劲的谷子地还真有几分相像。北上香河、天津、北京，南下四川，通过证书中仅有的信息，查阅各时期的老地图，请教私塾老师，又向各地民政等相关部门求助。收入微薄的他除了得到过1000元的捐助外，先后自费3万多元，成功将其中的4张烈属证亲手送到烈士亲属手中。

　　因为证上的错误和历史的变迁，李红旗在寻访中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考证烈属证上的人名和地名。烈属证上的地址是河北省磄河县铁佛堂村。费了很多周折，直到2007年7月，一位在北京做生意的朋友告诉他，在河北香河县有个铁佛堂村。

　　李红旗立马拨通了铁佛堂村唯一登记在册的一家小学电话。但电话那头把这个陌生人当成了骗子。受挫的李红旗用起了笨办法，每天工作之余，就把香河县的电话号码的后3位变换组合，不停拨打。终于在2007年7月，接通了铁佛堂村一个厂里的电话。“我说我把烈士证复印件传真给你看看，我真没骗人。”对方接收了这个传真，就没了下文。几天后，正在地里干活的李红旗接到了电话。对方说：“我就是陈玉清。”李红旗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烈属证能卖多少钱早已不再提起。李红旗决定亲自去铁佛堂村把烈属证交给陈玉清老人。老人告诉他，哥哥陈玉山十几岁就和老父亲赌气离家，再无音讯。老父亲临终时还念叨这是个“逆子”。

　　在香河，陈玉清把烈属证放在父母坟边号啕大哭：“爹啊，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

　　从找到陈玉清开始，媒体关注到了李红旗为烈士千里寻亲的故事。有了媒体的宣传和介入，事情容易了很多。2008年李红旗先后找到了北京烈士吕奎才和天津烈士李金树的家人，2009年他找到了重庆烈士周明星的家人。

　　李红旗手里最后的一张烈士证上的烈士叫陈武昌，上面地址是“广东省阳会县”，联系人“陈王氏”。可据调查广东境内并没有一个叫“阳会县”的地方，寻找起来难度非常大。目前，李红旗将寻找目标放在了广东省惠阳市，原因是他在一个李姓广东人那里得到消息，当时的惠阳所辖的县包含“阳春”、“阳东”、“阳西”等“阳”字地区，这跟烈士证书上所标的“阳会”县可能会有联系，在得到其他可靠消息之前，这条信息是李红旗得知的唯一线索。“再困难我也要去，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是我最大的心愿。”李红旗的态度十分坚决。

　　(《新民晚报》8.12 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