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2日，《婚姻法》再次进行司法解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社会取代旧社会，我们用一部《婚姻法》埋葬了包办婚姻；改革开放之初，被扭曲的社会逐渐走向正常，我们重订《婚姻法》使恋爱回归自由；世纪之交，婚姻与物质财富相互裹挟，我们一次次用法律解释来重构我们的婚姻世界，尽最大努力使婚姻回归爱情。

    1950年《婚姻法》： 一场观念与制度的革命

    “《婚姻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说过的话。1950年5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付诸实施时，这句话成为最好的注脚。这部《婚姻法》曾被外国学者誉为新中国“恢复女性人权的宣言”，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它无疑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轨迹，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思维与观念。

    小二黑与小芹

    “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1943年因一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作为他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这部小说，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和戏曲，广受欢迎。它讲的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年轻人追求婚姻自由最终斗争胜利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但遭到小二黑父亲二诸葛、小芹母亲三仙姑的强烈反对，前者要为儿子娶一个童养媳，后者则指望闺女嫁给一个旧军官续弦。两人还受到当地恶势力金旺和兴旺两兄弟的胁迫，逼迫他俩听话就范。小二黑和小芹，作为作者笔下新型农民的典型，懂得据理抗争，最后在党和区政府的支持下——区长给三仙姑“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和小二黑结婚完全合法”，这对情侣获得了胜利，终成眷属。

    实际上当初赵树理写这个故事，是他在辽县农村搞调研时，听到了一对青年男女岳冬至和智英祥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受到双方父母的阻挠，以致岳冬至被人打死的悲剧故事。被打动的小说家虚构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局，旨在借这个故事反映“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可靠的保证”。在当时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并不乐观，各种陈规陋习依然在社会上肆虐。

    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后通过，当年5月1日起施行。

    政府教年轻人如何自由恋爱

    1950年的《婚姻法》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反对封建婚姻，提倡新式婚姻。与男女平等相比，婚姻自由显然来得更加艰难。《婚姻法》颁布的最初几年，中国的父母们对允许子女自主婚姻的规定普遍感到不满，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的老人绝非少数。

    1953年2月，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政府不仅要从上而下提倡婚姻自由，监督各地《婚姻法》落实情况，甚至还得教年轻人如何自由恋爱。当时的主流媒体上，频频刊登这方面的典型材料，比如一位女工解放前不嫁国民党的大员，等着解放后嫁了一个同为工人的穷小子，有志气有觉悟；地主买来的妻子，饱受迫害，在公诉大会上控诉丈夫的压迫，后来与其离婚，和翻身农民重新结合为幸福家庭；两位青年人自由恋爱，婚礼当天，一个说“我爱你是青年团员，思想进步”，一个说“我爱你是共产党员，更能帮助我进步”……这些今天看起来可能毫无浪漫可言的婚姻典型，在当时都是充满着激情的壮举。

    婚恋观折射时代

    1951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章的结尾，魏巍直抒胸臆：“朋友，你一定会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全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注，也点燃了无数姑娘心中的爱情之火。

    同样炙手可热的还有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新凤霞出演的刘巧儿，一时颇为深入人心，她在大柳树下的这段大胆独白，道出了那个年代不少姑娘的心声：“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作先生。”劳动互助和共同进步成了彼时“爱情”二字的隐喻。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者徐安琪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爱情理想革命化”时曾说：“社会主义的爱情在那个年代被神化为纯洁无瑕、公而忘私的无产阶级感情，因此，男女结合强调的是志同道合，即革命理想和思想意识的一致性而不是情投意合。‘个人问题’，成为恋爱结婚的代名词，也并非因为婚恋具有个人隐私的性质，而是因为恋爱婚姻是置于革命和工作之后的个人小事。”

    直到1980年第二部《婚姻法》诞生，1950年的《婚姻法》整整通行了30年，实际上也揽括了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到1957年，中国大地上已普遍实现了婚姻自主。婚姻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映射着50年代中国人所经历的一场深刻的头脑风暴，也映射着对几千年来的社会制度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1980年新《婚姻法》：感情破裂，准许离婚

    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婚姻法》。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的条件中明确写了这样一条：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

    “感情论”压倒“理由论”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保障基本婚姻自由，它的历史任务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完成。当时就有专家提出，《婚姻法》需要修改，立法重点应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转到全面调整和发展婚姻关系上来。1978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先后写了两封长信向中央提出申请，经批准，成立了以康克清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近百位专家参与了修改和起草工作。

    按照1950年版《婚姻法》规定，“有正当原因不能维持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而“移情别恋”或“没有爱情”往往不被视作离婚的“正当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盛行，“爱情”被贬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离婚也被视作“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那时候谁要是离婚，几乎都要闹得满城风雨身败名裂，如果离婚的理由是“没有爱情”，或追求新的爱情，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会影响到个人和子女的前途。《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却成为一纸空文。

    《婚姻法》要不要把“感情破裂”明确列为离婚理由？这个问题从1950年一直争论到1980年，有人持“理由论”，有人持“感情论”。前者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比如被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要求离婚可以批准；后者认为，只要夫妻感情破裂，不论什么理由，都应准予离婚。最终，1980年版《婚姻法》选择了尊重个人的感情和自由，修订后的条款这样写到：“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一方要求离婚的，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则准予离婚。”这个标准延用至今。

    80年代离婚“第一大案”

    遇罗锦，1946年出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她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遇罗克，“文革”初期因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遭逮捕，于1970年3月被处死刑。

    当年，遇罗克被捕后，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也把她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此后十几年她历尽磨难。迫于生活，她先和黑龙江一个农民结婚，4年后离婚，回到北京谋生。她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经人介绍，1978年7月，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

    结婚后，蔡钟培利用个人关系跑了很多单位，争取为妻子的哥哥遇罗克恢复名誉。1979年5月，遇罗锦平反，同年10月，死去的遇罗克也得到平反。遇罗锦得以重返玩具厂上班，继续搞儿童玩具设计。

    1980年5月，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诉离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

    丈夫蔡钟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只拿他当一个在北京落脚的跳板。社会舆论也多站在蔡钟培这一边。

    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15天后，遇罗锦离婚案即根据新法规定做出判决。

    蔡钟培认为一审判决不公平，继续上诉。上级法院发回重审，1981年，更换了审判长的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拟了一份新的协议：

    “遇罗锦与蔡钟培……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这个新的判决实际结果没有任何不同，但措辞上对遇罗锦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遇罗锦离婚案在当时引发广泛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桩个案无意间开启了一种社会风潮。新《婚姻法》颁布后，一场持续十年的离婚潮随之而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遇罗锦等敢于结束无爱婚姻的人，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有人把他们称为时代的先驱。30年过去，社会婚恋观和道德观都已发生剧烈变化，全国一年离婚人数接近200万对，人们开始忧虑“婚恋自由”的边界止于何处，社会探讨更多的，是《婚姻法》如何捍卫忠诚，而不再是捍卫自由。

    （《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黄薇 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