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其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道颇严。而吴晗少年聪慧，自小钻营历史，对明史产生浓厚兴趣。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时，其家道衰落，吴晗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但吴晗志不在此，在未经父母许可下，他于1928年夏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但一年后该校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久他就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于1930年8月来到北平，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到吴晗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进入清华时，吴家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胡适信中写道：“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信中，胡适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并要求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则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有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他求学之需，他始终把胡适视为“恩师”，并承认“受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1934年吴晗清华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其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李公朴多次组织了反蒋活动，特别在经历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后，他的政治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成为著名的民主爱国教授。

　　抗战结束，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赴上海。在上海期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传来，吴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同年的7月17日和18日晚，吴两次在张君励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吴晗更是巨大鼓舞，他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回到清华后，吴晗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传中共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个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

　　吴晗由于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上了抓捕名单。经中共地下党安排，他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

　　1946年吴晗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上海，吴晗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胡适之语，是耶？非耶？

　　（《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施京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