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这是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关于“陌生人社会”的一段经典描述。而中国社会也“正在由传统的、乡村社会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会’”，中国社科院在今年发布的中国首个《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如此描述。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

　　而《社会心态蓝皮书》也指出，进入陌生人社会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困境”。该书主编、主要撰稿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表示，当前社会陷入了“信任困境”，“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整个不乐观，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刚够及格水平”，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

　　《人民日报》9月在一篇《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文章中指出，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动，让人们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

　　王俊秀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解决社会信任困境的前景，是从制度上去约束公权力和机构，“如果公权力能够起到中介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培养出来”。

　　（《东方早报》10．18　卢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