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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随着“天宫一号”“神舟八号”陆续升空,中国的航天事业再次走向高潮。而这段辉煌是从一段低潮期开始的。作为亲历者和决策者,曾任原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原局长的刘纪原日前详讲了这段往事。
过去,航天事业是名副其实的科研攻关试验:研制成功一颗卫星、一种火箭,就发射了事,然后由新闻单位发布消息。对于比较接近国际水平的火箭工程来说,耗资巨大研发一型火箭,发射一两次就无星可射。巨大的团队和经费保持的是“小而尖”的航天工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把重点转入经济建设,但是资金有限。对航天领域来讲,科研任务大量压缩,过去依赖国家拨款的军工产品都下马了。那个时候,军品任务基本上减少到1/2到1/3。
我是1983年到航天工业部当副部长的。我们的队伍很大,大概有24万职工,任务减少这些人怎么办?要稳定这个队伍,要有饭吃、要有活干,不然大家都去干别的,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垮了。
后来就提出要用我们比较好的运载火箭走向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发射任务,然后依靠自身的发展推动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在外部环境上,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力神”火箭、“德尔塔”火箭和欧洲的“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卫星排队等着发射的机遇。
1986年7月17日,国务院举行会议,最终决定利用刚刚发射成功的“长征三号”承担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当时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因为大部分卫星是由美国生产的。中国要发射国外卫星,势必要把国外卫星运到中国来,就牵扯到他们卫星的技术保密问题。
经过激烈谈判,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三个政府间协议。三个协议的核心实质,是美国的卫星到中国只是过境发射,入海关、出海关我们都不检查。另外,美国还规定了发射多少颗卫星等限制。当时多发射一颗,就有2000多万美元收入。开始定了12颗,我们想增加,美国人要减少。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国际航天俱乐部的成员,为了扫清障碍,中国政府还承诺加入了联合国外空委三个有关国际公约。比如过去发射火箭和卫星,最担心掉到周边国家,被认为入侵,引起国际纠纷。现在加入了这些协议,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按照国际公约解决。
1988年,美国总统批准了首批8颗卫星的出境许可证,这样才签下第一个合同。种种周折之后,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成功地将“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从1990年到今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共进行了32次国际发射,为国际用户发射了38颗卫星,完成了6次搭载服务。这些商业发射,从一个侧面加快了中国航天与国际航天接轨的步伐,带动了长征火箭继续跻身于世界前列。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43期 葛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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