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革，在这场革命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脸谱，游走于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不同阵营之间，而且手法老道、左右逢源。

　　袁世凯——最著名的“墙头草”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阖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他在戊戌变法中，一面和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维新人士称兄道弟、打得火热，不仅积极参加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各种活动，还慷慨捐银500两，为变法筹措资金；一面又暗中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眉来眼去，力表忠诚。当维新派和顽固派的力量天平倾斜到慈禧这边后，袁世凯就立刻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把维新派的图谋和盘托出。他的致命一击，不仅使光绪皇帝被囚禁，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也将谭嗣同等6个维新人士送上了断头台。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故伎重施，游走于革命派和清王朝之间。武昌首义成功后，清王朝恳求虽然赋闲在家但仍然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出山，袁迟迟不动，并向清政府开出了六条要权要位的条件，迫使清政府全盘照收。出山后他一面以清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又感到清王朝气数已尽，于是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表示支持结束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支持走向共和。当时辛亥首义虽然成功，但革命派的力量还很薄弱，这个态势使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大佬，是立得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两边讨好，两边得利，其结果是在1912年2月12日，演出了一场涕泪滂沱、跪逼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答应清帝逊位的悲喜剧，仅仅过了三天，孙中山也向他让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真可谓一箭双雕，袁世凯把墙头草、两面派的伎俩发挥到了极致。

　　黎元洪——最记仇的“墙头草”

　　辛亥革命中的另一个大人物黎元洪，是清朝军队中的一个旧式军官。武昌首义后，他参与镇压起义。武昌首义成功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重要人物都不在武汉，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当时在前线的一干革命党人推荐黎元洪担任湖北都督。起初，黎元洪坚决不与革命党人合作，他知道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事。后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各地革命形势高涨，黎元洪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立即见风使舵，坐上了湖北都督的交椅，后来还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然而就是这个被革命党人一手扶上高位的黎元洪，却搞起秋后算账的把戏。当初革命党人推荐黎元洪任湖北都督时，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曾经提出反对意见，起义过程中对于黎元洪曾经弃城而逃的行径也十分鄙夷，由此开罪黎元洪。黎元洪任湖北都督后几次想把张逐出湖北不成，后来假袁世凯之手将张振武骗至北京杀害。

　　最匪夷所思的墙头草：章太炎、朱瑞、李燮和

　　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1902年在逃亡日本期间，与孙中山正式结交，受到很大鼓舞。后来发表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的保皇言论逐条进行批驳，并为此被清政府逮捕，坐牢三年。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坚定的革命党人，却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宣布退出同盟会，与孙分道扬镳。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先是与黎元洪及立宪官僚广通声气，后来公然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表示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建都北京。他的一系列表现被袁世凯所欣赏，先后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边使。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案件发生后，章太炎似乎又清醒过来，公开宣布辞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斗争。可惜好景不长，他在1918年10月退隐后，自办国学讲习所，除了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外，还极力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章太炎的摇摆不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具有代表性。

　　朱瑞是早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起义之夜，率部攻占军械局；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援苏支队司令，率部参加光复南京战役，为南京光复立下汗马功劳。就是这样一个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者，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身为浙江都督、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的朱瑞拒不响应。开始表面恪守中立，暗里倾向复辟派，最后倒向袁世凯。民国四年，竟然上书劝袁世凯称帝，彻底从一个革命者堕落为一个封建复辟者。

　　无独有偶，从反对封建帝制的坚定革命者变为不遗余力恢复封建帝制的复辟分子还有李燮和。1900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辛亥革命中，为了沪宁光复，前后曾五任总司令，为辛亥革命在江南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可以说，在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中，李燮和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不折不扣的英雄。可惜他晚节不保，在著名立宪派人物杨度的拉拢下，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积极鼓吹恢复帝制，劝进袁世凯龙袍加身，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27年，李燮和病逝之前，曾经自撰一联，表达了对参加筹安会一事的痛心和悔恨：“北顾效三呼，渡河杀贼虚初愿；南来欠一死，列简蒙冤愤晚年。”惜哉，悔之晚矣，千古骂名，岂是一副对联可以了结！

　　（《纵横》2011年第8期 彭锡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