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源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

　　徐特立（1877~1968）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文革”爆发后，有人在徐老寓所附近装了几个高音喇叭，昼夜咆哮，致使一向开朗的徐老变得焦虑不安。他常自言自语道：“怎么都变成敌人了？我想不通！”身边有人提起林彪，徐老轻蔑一笑，说：“哼，这是个老病号，成年养病，不工作，现在倒当了接班人了！”家人一听非常紧张，忙阻止他说：“外头有人这么说，被打成反革命了！”徐老愤然道：“我都活90岁了，还怕当反革命？”

　　有一次，徐老和谢觉哉同在一家医院住院，发现有间房子的墙上贴有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忠”字，人们每天都在“忠”字下面早请示、晚汇报。谢老不解地对徐老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一样供起来吗？”徐老连连点头，神色凝重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啊！”

　　1968年11月，徐老病重，生命垂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探视。弥留之际，徐老作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1878~1966）在“文革”爆发后，被斥为“老走资派”、“黑线人物”，接连受到迫害，心情十分压抑，1966年10月病倒了。

　　“祸不单行”，病中的吴老突然跌了一跤，导致腿骨骨折。周恩来得悉情况后安排吴老及时住院治疗。而恰在此时，造反派正准备把吴老揪回学校批斗。国务院通知造反派：吴玉章腿骨骨折，周恩来总理已安排他住院治疗。造反派只得作罢。

　　骨折尚未痊愈，88岁的吴老又患上了肺炎，1966年12月12日经抢救无效逝世。

　　谢觉哉（1884~1971）在“文革”时，被指责为右倾。他们还收集谢老历年发表的诗文，罗列出三大罪名：一是《浏阳遇险记》一文丑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二是有篇文章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是写旧体诗吟咏风花雪月，贩卖封资修货色。

　　《浏阳遇险记》一文写的是1927年毛泽东到铜鼓领导驻军起义，被团防军逮捕后脱险的故事。文中有毛泽东被捕后，把钱悄悄塞到民团士兵手里而得以逃脱的细节。谢老为何要写这篇文章？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谢老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地说了这个经历。谢老说，这个故事很有趣，你写出来嘛！毛泽东笑道：你来写吧。后来谢老真的就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四人帮”刻意封锁消息，下达了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吊唁等禁令。获悉谢老病逝的噩耗，周恩来顶住压力，果断地作出指示：要举行告别仪式！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董必武（1886~1975）是“延安五老”中最后去世的一位。在“文革”动荡中，董老协助周恩来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打开我国的外交局面。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此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迫害致死，85岁的董老责无旁贷地挑起了相关国务活动的重任。1971年，董老已行走困难，但仍坐着轮椅参加繁忙的外交活动。1975年1月16日，离去世不到3个月，90高龄的董老以重病之躯最后一次接受国书。

　　1975年4月2日，董老病逝。逝世前留下遗言：“党中央开了会，党内还有绊脚石……”

　　林伯渠（1886~1960）是“延安五老”中去世最早的一位。林老生命的最后时光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林老把定期下去视察、调研当做一种工作习惯。过度的劳累，将林老的健康摧毁。

　　1960年5月，林老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住进了医院。入院前，他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我去医院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5月29日，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74岁的林伯渠与世长辞。

　　林老的突然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深感悲痛。6月2日，首都各界人民群众一万多人隆重举行了公祭。

　　（《文史精华》2011年第9期 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