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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毛泽东专机紧急从武汉起飞
1967年7月，由于江青等人的煽风点火，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之间的派别斗争愈演愈烈。20日，局势已难以控制，武汉三镇涌动着全副武装的军民，各种口号声和枪声不绝于耳。
周恩来得知武汉告急的消息后，担心少数坏人有可能利用狂热的群众冲击毛泽东的住地，危及毛泽东的安全。因此，他力劝毛泽东暂时离开武汉。在周恩来及其他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才同意前往上海，并同意破例坐飞机（1959年后，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再坐飞机）。
具体负责毛泽东安全的杨成武紧急安排毛泽东的专机，经商量，最后确定使用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因为这架飞机有包间，包间里有床，便于毛泽东休息。
1967年7月21日清晨，载着毛泽东的232号专机起飞了。飞机离开地面不久，毛泽东独自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打过招呼后便急切地询问机长：“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多小时。”机长王进忠回答。
“现在飞多大速度？”
“每小时700多公里。”
毛泽东点了点头后，没再问什么，也没有看一眼机外的景色，便回到他的包间。显然，毛泽东是急于了解到达上海的时间。
王进忠很关心毛泽东的休息，飞机平飞一段时间后，他便轻轻走进客舱，从门缝中看到毛泽东与历次坐飞机不一样。之前每次乘机时，毛泽东从不休息，有时找人谈工作，有时学英语，更多的时间则看书。而眼前的毛泽东却是半躺在床上，脸冲着机舱舱壁发愣。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专机安全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毛泽东受到前一天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张春桥的迎接。从武汉来到上海，毛泽东的心情好了很多，眉头舒展了。下飞机后，他高兴地对接机人员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坐飞机？还是坐飞机好。”1967年7月21日，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航行。
雨夜，周恩来带病从长沙回京
1974年12月22日深夜，北京航空兵某师师长杨扶真接到叶剑英元帅的电话：“明天中午1点，周总理要坐三叉戟飞机去长沙。你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杨师长根据叶帅的指示，决定由自己亲自带队。在下达飞行任务时，机组成员一听是执行周总理的任务，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周总理又能坐飞机了，说明总理的病好了。
翌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的专车径直开到了飞机旁边。以往，周总理都是在候机室大楼门口下车，而后在候机室与送别人员作短暂的话别后再登机。这次周总理走出汽车后，没有与任何人交谈便向登机梯走去。坐在驾驶舱里的汪云等人发现，总理步履艰难，需要人搀扶。脸上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不仅十分憔悴，而且长满了黑色的斑点。在总理的身后还跟着一群医务人员，带着各种急救器材。
248号专机起飞后，空姐马艳萍见总理重病缠身，以为他会躺在床上休息，便给总理整理好了床铺。谁知疾病虽然使总理的身体消瘦，但他仍忍着剧痛强打精神，和往常一样坐在沙发椅上与随行人员交谈。他将杨师长叫到身边，了解部队的情况。他说：“我一年多没坐你们的飞机了，在医院里住了8个多月。”
杨师长马上接道：“现在医疗技术很先进，总理的病一定能很快治好。”周总理对杨师长的良好祝愿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临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总理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为此，医疗组的同志极力反对周总理的长沙之行，可是如果他不亲自飞往长沙见毛泽东，向他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特别是人事安排，就很难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国家政权就有落入“四人帮”之手的危险。
当天下午3点多，周总理乘坐的248号专机，在长沙安全降落。
4天之后，也就是12月27日晚，周总理结束了长沙之行，乘飞机返回北京。
经过长时间飞行，周总理的专机顺利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组人员本以为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时间已经很晚的情况下，一定是径直下飞机离去。但周总理却用手扶着机舱的墙壁，艰难地向驾驶舱一步步地挪去。
他和往常一样，离机前要到前舱亲自看望机组的全体同志，向他们表示感谢。当总理走进驾驶舱时，脸上有了汗珠，呼吸也有些急促。他站在通道里，稍微缓了口气后对机组说：“你们飞得很好，很平稳，我以后还要坐你们驾驶的飞机，谢谢你们。”
周总理和机组握别后，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航行。
（《百年潮》2011年第10期 何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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