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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上午8点多,中缅边境的云南小镇那邦,阳光灿烂。湖南人张德立起床后,吃了碗米线,踱到镇上一家化肥店,坐了下来。
院子里陆续来人,有来自云南的、辽宁的、福建的、湖南的,张德立和他们一样,都是来缅甸种香蕉的投资者,大家围坐一圈,开始每天例行的“座谈会”。
那邦镇与缅甸的拉咱市仅一河之隔。拉咱市是缅甸克钦邦的第二特区。从那邦镇出去,穿过缅甸拉咱口岸30多公里,就是中国人的香蕉地。众人每日座谈的主题都一样:大家在缅甸种的香蕉还有没有戏?
林强,来自广西的香蕉客。他的一千多亩香蕉基本都烂在了地里。因为缅甸中央政府和克钦邦的战争,导致口岸关闭,中国人无法通行,更别说把香蕉运出来。
纷纷投资
7年前,陈福兵从大理来到那邦镇。2006年底,陈福兵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当时,瑞丽绿元生物开发公司(下称绿元公司)与盈江县宏兴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宏兴公司)先后来到那邦,向社会融资,号召大家投资缅甸的香蕉种植。
陈福兵听说,在缅甸种香蕉受益颇丰。
缅甸有大量肥沃的土壤,地租便宜。2007年,租套种地(在橡胶地空隙中种植香蕉),每亩价格为70元。今年,缅甸每亩地的租金上涨至300元左右。
而海南每亩香蕉地的租金是3000元。西双版纳肥沃一些的土地租金则达到3300元/亩。
“缅甸的人工也便宜。”陈福兵说,若以今年香蕉卖到5元/公斤的价格来计算,投一百万能有三四百万的回报。
陈福兵只需给公司交付地租和一些相关税费,公司便会帮他去缅甸租地、雇人,种植香蕉,申请香蕉的返销配额,并帮助其顺利通关。等香蕉成熟时,陈福兵所要做的是,联系车辆,进缅甸运香蕉。
陈福兵加入宏兴公司,承包了几百亩香蕉地。
香蕉收割周期为一年。2008年收割时,国内香蕉行情不好,陈福兵亏了8万元。他估计第二年行情会好,加大投资,达到1000多亩。
这一年,香蕉客从全国各地涌入那邦。
小镇常住人口1443人,全年平均流动人口达到15000人。
“大家普遍种植面积都在1000亩左右,多的达到三四千亩。”投资者孙兴旺说。
封关之苦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2009年,战争接踵而至。缅甸中央政府控制各地方武装,封锁各地的经济。拉咱口岸被宣布关闭,中国人不得进出,香蕉开始积压。
“当时封关不是太严,大家还能想尽办法通关。”香蕉客林强说,一般给守兵塞点钱就能过来,每次一两百不等。大概有七八个检查站,每个都要给。
虽然那次封关并未太久,但仍有些香蕉烂在地里,投资者只能保本。
2010年3月到4月间,缅甸中央政府与克钦邦发生冲突,后者受到制裁。拉咱口岸再度被封。
当林强他们再给守卫塞钱时,对方一句话不说,拿着钱往口袋里一塞,仍然不让过。
“我们当时傻眼了,觉得这次来真的了。”林强说。
香蕉客们找到那邦所属的盈江县和德宏州政府,要求政府介入。随后,盈江县政府率队前往缅甸,与缅甸中央政府会谈,无果。
同时,绿元公司和宏兴公司的负责人通过自己的渠道,与缅甸中央政府洽谈,“两家公司合计掏了60多万公关费,到缅甸中央政府去公关。但口岸由政府五个部分负责,后来五部门闹起矛盾,口岸被彻底封锁。”
80多名香蕉客再向云南省政府求助。收到的效果是,盈江负责商务的副县长来到那邦镇,承诺第二天一早亲自去缅甸,问个清楚。“到了第二天,副县长告诉我们,他也进不去了。”林强说。突围之痛
拉咱口岸闭关后,香蕉客们开始寻找其他口岸,将香蕉运回国。
有一条路,可走猴桥口岸,但路上有三座二战时期修建的铁桥,承重不过十几吨,28吨左右的卡车无法通过,只能用小车倒车的方式进行,但每次费用5000元,耗时三天左右。
张德立和同伴算了笔账,从猴桥口岸,每车的最终运费在7万元人民币上下。由于路途耽搁,大量香蕉运出后腐烂,原本一箱可卖40元,最后只能卖十元二十元。
以前从拉咱口岸,运出50车香蕉,能赚100万左右;而经猴桥运出50车,亏损则达100万元。
“后来大家都不运了,运出越多,亏得越厉害”。张德立说。
今年4月,宏兴公司组织一次被称为“香蕉偷渡”的运蕉行动。该公司花费50多万元,修建了一条几公里的便道,通过它,可以不经口岸直接回国。
张德立回忆起这次“偷渡”,直叹气。“每辆车要向公司交付通行费1万元左右,并且没有收款收据。”
宏兴公司就此收了上千万通行费。
今年5月,偷渡车队在缅甸境内突然遭到缅甸军方查扣,遭查扣的运蕉车共计25辆,随车人员以及车辆全部被扣押。关了十多天后,他们才在中国使馆斡旋下回国。
今年下半年,缅甸中央政府和克钦邦爆发战争,偷渡不得不停止。
来自辽宁的曹立发说,口岸封锁后,他的30多辆车还留在缅甸,为了抢救这些车,他差点丢了性命。当时他们走小路偷偷回国。车队上了一条山路,尾部一辆车触发地雷,炸成碎片。有的司机吓得把车丢下,坐摩托车回国。
经济纠纷无“法”解决
与香蕉客相比,资本更为雄厚、人脉更为广博的高飞遇到的则是另一种无奈。
他是一名普洱商人,经营茶叶、珠宝、木材等各种生意。
从事跨境生意,高飞凭的是他在缅甸广阔的人脉。他和缅甸中央政府官员有来往,也和地方武装的首领关系亲密。但即便如此,高飞在缅甸的投资依然存在风险。
缅甸佤邦离普洱很近,高飞与佤邦地方武装的首领关系也好,2002年他在该武装控制区域,种植5000多亩橡胶。2006年4月,该首领的亲信要求购买这片橡胶林。眼看就要割胶,而且橡胶价格节节高升,高飞拒绝交易。
高飞还租借该首领的一栋房屋开百货商场,当时两人关系好,没有谈租金。高飞拒绝出售橡胶林后,首领要他交房租。按每平米1600元计算,高飞要交200多万元的房租。
“当时同地段租金才每平米300元。”高飞说,几年来,首领手下或亲戚到他百货商场拿货,也都是记账,至今未付款。
高飞没有跟首领对账。他谎称要去开边贸会,带着所有单据回到国内。他称,橡胶林和投资项目都被该首领占有了。武装人员在他的工作人员面前拉着枪栓说,子弹不长眼,最好小心。工作人员都被吓跑了。
回国后,高飞整理相关材料,上报普洱市商务局,希望调解。普洱市思茅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称,“一些经济上的纠纷没解决,我们也没办法,希望他本人过去协商。”
高飞不愿意冒险。他也算过经济账,他投资900万,如今橡胶林成熟,价值应该有9000万。但他还是不愿过去。他说,“过去肯定就回不来了。”
高飞说,对方完全不讲法律,也没有法律意识,首领怎么说就怎么算。中国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
呼吁政府预警风险
高飞说,中国人去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种植,背后不仅有利益驱动,也有国家政策扶持。
高飞和绿元公司等在缅甸的种植项目,又称为替代种植项目,即用经济作物替代当地的罂粟等作物。
中国替代种植项目始于上世纪90年代,目的是为了禁毒。此项目既能禁毒,又能让企业走出去,并得到联合国禁毒组织认可。
缅甸华侨尤建华往来中缅两国多年。他说,去缅甸种植一定要考虑好风险,当地有13个地方武装,地方武装地盘上,人治色彩很重,因此不按合同来是常事。中国人的投资,容易遇到各种麻烦,且很难解决。
绿元公司的王金兴说,缅甸中央政府与地方武装和解后,和平了近20年。包括国内外专家都认为,缅甸局势趋于稳定;并认为民选政府上台后,会更稳定。因此公司才放心与克钦邦政府签约。谁也没想到,又打起来了。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一位工作人员称,接到中国公民的类似求助后,省政府只能向缅甸驻云南领事馆发照会,希望他们予以关注并解决。至于他们会不会关注,能不能解决,云南省政府没办法控制。
陈福兵、林强等香蕉客们说,“几年来,没有任何人警告过我们。我们希望政府能有相关风险的提示。”
“更像一场赌博”
因为成本低廉,所以即便去缅甸投资种植业存在诸多风险,但投资客依然趋之若鹜。
2010年8月,我国企业在缅甸北部、老挝北部实施替代项目200多个,替代种植面积达300多万亩,该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从高峰时期的130多万亩,减少至目前的20多万亩。
替代种植面积在迅速扩大后,返销配额则开始收紧。因为缅甸价格低廉的作物,会影响国内的农产品业。
腾冲商人李明今年的香蕉收成为三四千吨。他申请了2000吨香蕉返销配额,省里只批准了200吨返销配额。
李明认为,在缅甸投资农业,最重要的就是回国渠道是否畅通。
现在,香蕉客陈福兵整天都在关心拉咱口岸何时开放。他和他的伙伴会时不时花一两百块钱,向克钦邦的士兵打听小道消息,了解何时通关。
自从陈福兵投资香蕉以来,他还没赚到钱。2009年,香蕉行情不好,每公斤只卖到五六毛。2010年,他种植的香蕉出现霜冻。如今又遭遇战事。
但陈福兵并不打算放弃。他说,这就跟赌博一样,只要赢一场就够了。
(《新京报》11.25 陈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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