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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
直到28岁，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边是北京、外企、体面的日子，另一边通往昆明、爱情、未知的生活。
2001年，她从老家贵阳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先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沿着一条“被预设”的轨道，田星“无偏差”地一路走来。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个与自己人生轨迹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时刚从美国回来，朋友介绍她为一个公益活动做志愿者。田星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对方传来活动资料，她心里不自觉地震了一下：“居然还有人在服务这样的人群，麻风病康复者？”
网络的另一端，活动组织者司占杰正盯着田星的简历犯糊涂，一时没搞懂那些英文缩写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从云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这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又返回穷乡僻壤，他跑遍了云南30多个麻风病村和数百个自然村落，试图让麻风病康复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纳。
那一次的活动，是组织一些身体较好的康复者到北京旅游。在为期一周的北京之行和随后一个月的云南回访活动中，同样生于80年代初的两个年轻人慢慢靠近。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随意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呢？”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说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和他们聊天，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
司占杰听后一言不发。“喂，你怎么不说话了？”田星纳闷。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样！”司占杰抑制不住兴奋，吐出了心里话，“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爱情突如其来，田星跌入了沉默。两个人一路无言，走了半个多小时，她最终点了点头。多年以来，她接触的男性大多关心“事业、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占杰，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气这样做。
这个工作不中
在大学里，司占杰读的是经济法。毕业那一年，同学们有条不紊地流入各个体制内单位，最普遍的选择是进国有银行，也有人继续读研。他却投身一家名为“国际专家扶贫组织”的公益机构，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农村里搞扶贫工作。
司占杰的大学室友牛正勇至今记得，同学们对司占杰的选择“非常吃惊”，一位教授还忍不住评价：“我们云大出了一个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的北李左村。毕业后头一年春节返乡，大年初一早上8点刚过，7个叔叔陆续来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们把侄子的工作性质询问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闲话家常马上演变成“批斗会”。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断。
在老家，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高考分数为通许县文科头名，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为之一振。
可渐渐的，司占杰一边奋力拼搏往前，一边却发现心里总回响着另一种声音：“我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着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开始苦苦地进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后，他和寝室里的哥们儿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大三时，他一个人跑到那个孩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支助乡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渐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一个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体的途径，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中国发展简报》，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
“啊，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司占杰突然意识到，就业，除了“当官”与“做生意”，还有民间组织这个“第三条道路”。他内心喜悦，自认为自己的选择可称之为“一份伟大的事业”。
人总归要离开父母
田星的父母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考上了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父亲毕业后在一家小型工厂里当机械工程师，母亲留校任教。这对遭遇了时代波澜的父母，心里总有遗憾，所以盼着孩子过上“成功的人生”。
女儿刚刚本科毕业时，他们就卖掉了贵阳的两套房产，为她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他们期待孩子海归之后更上一层楼，找一份更“高级”的工作。对女儿的终身大事，他们一度张罗着给她介绍“家里当官的”，好让她“以后不用受欺负”。
眼下，田星的选择让这对已经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满了失望。“你看你现在，工作这样，恋爱也这样。你努力了这么多年，原来在很多人看来，你都是比别人优秀的，但现在……”
对这种埋怨，司占杰深有同感。他的父亲高中毕业后接受培训，成了一名乡村医生。母亲则在农活之余为家里的诊所打下手。为了供他上大学，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
司占杰上大一时，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也就承载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2004年，司占杰第一次接触麻风病康复者，便感到无法抽身离开。为了争取理解，司占杰隔三岔五就往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帮助的麻风病康复者的故事讲给父母听。2006年，他甚至把母亲带进了麻风村，让她亲眼看着自己工作。
行医的父母也渐渐开始关心这些受折磨的人，与儿子通电话时常常问起康复者的近况。可他们对儿子的责怪，却没有停止。
司占杰相信一点：“人总归要离开父母，心理上实现独立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选择独立于父母。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她试图向父母发出信号——自己“态度坚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信号始于一个简单的拒绝。尽管从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田星还是让自己“忍着”，没有搬到父母在她办公地旁边租下的房子。
可每个周末去看望父母时，听着他们不断表达“失望”和“伤心”，田星心里仍然痛苦不已。
拿着几乎相当于父母全部积蓄的钱出国留学时，田星曾想着回国后跻身待遇诱人的投资银行，全力回报父母。可如今她渐渐发觉，用自己的人生去满足父母，“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我只能跟他们说，我不受你们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
为了给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今年夏天，司占杰特意申请到北京大学参与一项为期5个月的研究。
飞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亲打来电话，问女儿怎样庆祝。“今天司占杰来陪我了！”听着女儿语气甜蜜，母亲突然表示，为他俩“开心”。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记得，从那一天起，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上个月，她休假回贵阳，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要是你们觉得合适的话，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次争吵中，田星忍不住责怪司占杰对未来的日子“不太负责”。在心底某处，这个一向衣食不愁的姑娘有着与父母同样的担忧。
“我还是不想过需要太斤斤计较的生活。”平静下来，她语调缓慢地解释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过上那种日子，我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只有在这个时候，司占杰会感到“很受打击”。他理解女朋友的纠结与犹豫。参加她与同事的聚会时，他在一旁默默观察，心里想着如果田星继续努力，几年之后也能成为像模像样的“外企高管”，过上体面而安稳的日子。
“我们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一直推着，这力量不知道哪里来的，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话，或者周围人的选择……相当大一部分人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了，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还会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司占杰说。
他承认，自己也不确定在所选择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励田星——他所爱的人，尝试着听从内心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11.30 陈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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