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民主共和选择终身从教

　　陶行知(1891.10-1946.7)曾学医试图行医济世，广济医学堂对不信教学生的歧视让他改变了想法；他曾参与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也任过徽州府议会秘书，当看到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便得出结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并由此作出了为实现民主共和而从事教育的人生选择。

　　陶行知到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硕士，当他认识到学习政治将来只能做官，而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于是一年后便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

　　1917年8月，陶行知在离美回国轮船上和同学们畅谈志愿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毕生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

　　实在的教育工作比学位证书重要

　　1917年7月26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长保罗·孟禄博士致函哥大哲学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说明陶行知已完成了学术性研究工作，正在撰写一篇题目获得认可的论文，鉴于他不可能再返回美国，建议待他完成博士论文后再授予博士学位。

　　陶行知回国后确实收集资料写了博士论文，但房子失火被毁，3万册书籍连同陶行知的博士论文及相关资料化为灰烬。有人劝他通过回忆再写，他认为做点实在的教育工作比一纸学位证书更有价值，因而他也就没有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先生不能只管教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这不是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陶行知认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阐明道理后，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

　　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以示不妥协。

　　五四运动后，学校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南高师的教授们无暇坚持，5月中旬,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为改革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校长自扫门前雪

　　1927年冬，从贵州颠沛到上海的两个热血青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偶然看到《试验乡村师范答客问》和晓庄的招生简章，感到新奇，便写信给陶校长，大约５天后即收到陶热情欢迎的信，并说学校还没有贵州的同志。

　　于是,他们就从上海到南京，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步行到晓庄，走不远便遇到一位身着棉袍、腰系布带、头戴罗宋帽的中年人，手执一把大竹扫帚扫雪，两人便上前问道：“请问先生，陶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对方反问：“你们找他可有什么事？”于是两位拿出陶写给他们的回信，不料对方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整个脸道：“我就是陶行知——好，我扫完这一段，到办公室去谈。”

　　两位青年人要帮着扫，陶不放手接着扫。这样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样一下子将两位青年人吸引住了。

　　学校经费不宜动一文

　　1940年9月24日，陶行知陪周恩来一行到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在全校师生欢迎会上，周报告当时的形势，并与教师研究应变计划，还在孩子的笔记本上题词：“一代胜似一代。”

　　25日，陶行知写信叮嘱马吕贤：“昨天请客一切费用，连酒菜、饭茶、滑竿、船钱都开在我的暂记账上，并请立即清算，以便照付。学校经费中不宜动用一文。”

　　10月11日，周恩来、邓颖超觉得小孩子们健康有欠，特捐助四百元为小孩们买运动器具之用，陶行知嘱咐“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

　　（《中国教育报》10.18 储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