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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从此改变
如果不回忆往事，吴春生和大他4岁的志愿军老战友张城垣都有一个安静和乐的晚年。
吴老曾是黄埔军校24期学员，起义后加入解放军60军，张城垣是他同一个军的宣教干部，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他们所在的志愿军60军180师陷入重重包围，饥寒交迫丧失战斗力后，两人先后被俘，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
退休以后，吴春生埋首著述战俘营回忆录。张城垣准备出一本50万字的文集。两年多战俘营的经历早已远去，但带给他们的却是一生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2.1万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其中7000多人选择回国，包括吴春生和张城垣。
实际上，中国1952年就宣布承认《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在1953年争取朝中战俘归来的《告被俘人员书》中说：“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
吴春生早就决定回国，他说：“我对‘新民主主义’充满向往，梦想着回家继续大学学业。”关在同一个战俘营内的张城垣想着自己无愧于祖国，回来肯定受表扬。然而战俘交换后，“归来人员管理处”下发的文件让大家惊醒：“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配合审查时，为他们放映的影片都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
一张发黄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收藏在吴春生床头的抽屉里，上面写着当时从严处理的审查结果：“承认被俘前军籍，取消候补团员资格。”张城垣没想到自己的结论竟然是：“恢复军籍，党籍悬案。受敌严刑拷打过多，是否有失节行为，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
安稳日子没有了
被俘的遭遇带给归来者无尽痛苦，“180师是个悲剧，被俘人员也是悲剧。”头发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的张城垣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
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被俘”两个字一度成为他们无法揭去的耻辱标签。吴春生回乡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向党交心”运动中，“聪明的都说好话”，实诚的吴春生却透露了自己对被俘处理结果不满。“吴老师还被俘过？！”他一下成了学校“交心”典型。
这位“年轻有为”的美术老师在无休止地审查、诱供后，终于丢了工作，“连劳改犯都不如。”他甚至想过自杀。
家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他只好闯关东，到东北乡间走村串户，靠给人画像谋生。腊月初九晚上，北上的列车经过清冷的沈阳站时，吴春生突然想起当年志愿军60军大部队，就是热热闹闹地从这里转车入朝参战，一时感慨万千。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俘归国人员总是难逃冲击。由于档案里的被俘记录，张城垣先后被乡信用社、县广播站辞退，他回村当了一名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爆发，安稳日子也没有了。
星散各地的战友写来的求助信让他心如刀割，最多时一个月收到1000多封，难友们问这位“领导人”：“当时说回来还能入党，现在怎么都成狗熊了？！”
他连自身也难保了，“造反派”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只得当羊倌接受改造。张城垣虚心向老羊倌请教，43只羊3年繁殖了130多只。但他仍是“专政对象”，妻子招工受阻，女儿考上高中不许上气得休克过去。
“文革”是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劫难。战友们遭迫害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被“造反派”打死，有的忍受不了一次次批斗，绝望自杀。美军集中营里与张城垣睡一个帐篷的难友孟晓峰被打成“叛徒”，妻子离婚，他从河南老家挑着儿子和行李来到垣曲，挨个村子寻找张城垣，后来在他家住了4年。
在张城垣钻研养羊窍门的时候，吴春生结束流浪，与在安阳工作的妻子团聚，握画笔的手抓起鞭子，赶着毛驴车往工地送砖头，他还当过小工，开过搅拌机。老伴杨桃节记得，先前饭量不大的丈夫那时一顿能吃七八两捞面条。
等来了春天
张城垣又担负起难友们“领导人”的职责，开始上访申诉。“我有一种责任感。”老人坚定地说。1980年，他们终于盼来了中央下发的《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即事关数千人荣辱的（1980）74号文件。
一些被俘回国人员得知消息，激动地失声痛哭。次年，张城垣顺利平反，他已经54岁了。
吴春生也等来了自己的春天，1980年他参加“河南省社会闲散科技人员考核”被录取，结束18年的黑户身份。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提拔为安阳自行车厂宣教科副科长。相关文件落实到他已是1985年。
老战友们正在加速离去，张城垣所在的山西运城地区，150多名归来人员如今只剩下10多个。安度晚年的张城垣也在努力忘却坎坷的际遇，“割过的肉已经不疼了。”老人苦笑着说。
在他简朴的家中，一个硕大的柜子里，塞满与战俘营相关的书刊资料。老伴略带埋怨地说：“成天就是忙写书。”其实，张城垣的乐趣还有:如何将几千元离休金“公平”地分给从上幼儿园到读大学的孙子孙女们。
(《中国青年报》11.11 赵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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