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父亲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开会的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81周年诞辰。父亲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

　　父亲发表了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之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反蒋。

　　策反工作需要花钱。那时候父亲已经无权无职很久了，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就把我们家在南京的房子租出去，租金是1亿元，相当于港币20万。这笔钱成为最初的策反活动经费。后来共产党知道策反缺钱后，就派董必武送来700万港币作为策反的经费。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中共的邀请名单中，父亲名列首位。国民党反动派想暗杀他，很多势力想牵制他。但是，父亲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北上到达解放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三人分别代表共产党、民革和民盟主持会议。

　　1949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父亲和郭沫若等44人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号提案。

　　同年，父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以来，各方面的工作步入正轨。不过，中共党委的权力越来越大，有的地方很多大事都不再和民主党派商议。1954年12月22日，父亲写信给毛主席，建议“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行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次，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两天后，毛泽东复函李济深，表示“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1947年，我们全家移居香港，但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难。我们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阳台上都是人，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挤在一个房间里上下铺，就为了把最大的房间给我爸，要留一个靠海的最好的房间作为客厅。在这房间里，父亲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上身穿得挺不错的，可是脚上穿的鞋，大脚趾都露出来了。

　　来到北京后，我们家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里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父亲的工资可谓全国最高——每月是500元，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薪水还高，而且毛泽东还特批父亲拿双份工资一千元，可家里也不富裕。我家有二十几口人要吃饭，另外很多父亲的老部下、原国民党军官生活困难，不少人来找父亲求助。父亲就经常是二百、三百的给，一千元的工资还是不太够。

　　父亲身体一向很好，这时候更是全身心投人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最初的几年里，他作为民革主席，参与到政府中来，做了大量工作。可从1955年开始，运动不断，他就要应付这些运动，主要工作就变成了学习、改造，尤其是“反右”之后，整天学习。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他不但自己学，还要带领民革党员们一起学习，自此父亲的心情变得很坏。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父亲就动员自己的部下，响应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许多人都提了很尖锐的意见，结果风向一转，父亲很多几十年的老同事、老战友全被打倒。这时候民革中一些左派人士，火线入党（共产党），想要反对父亲、打倒父亲，也就是趁机把父亲也打成“右派”。关键时刻还是毛泽东一锤定音：“民革我就认识李济深”，这样父亲才化险为夷，但他每天开会回来都很沉重。

　　1959年10月9日，父亲与世长辞，他死于胃癌，弥留之际他留下诗句“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文史参考》2011年第21期 李筱桐口述 程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