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为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是单纯为了皇帝的享乐生活，就过于片面了。关键因为这是拉拢蒙古贵族的一步好棋。

　　清初开始，居住在我国边远地区的民族首领开始定期觐见皇帝，这是满蒙友好的最有力保证。但那时蒙古王公却有“进塞为惧”的恐惧心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惧怕关内的一种特产——天花（痘症）。蒙古部族地处高寒地区，那里的人大都没出过天花，京城气候与边塞不同，感染的几率更大。

　　考量之下，康熙帝决定在塞外修建行宫，用于接见蒙古人，姿态已放得很低。但怀柔拉拢的同时也不能让对方轻视自己，塞外行猎正是展示天朝威风的一个好方法，同时也可使那些已坐享荣华的宗室子弟，不致堕入奢靡的生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后历时89年。建成后的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面积大约是北京颐和园的两倍，北海的8倍。山庄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康熙在建造避暑山庄时，根据“物尽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原则，充分利用山庄内山峦、溪流、湖泊、平原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修筑亭台楼阁，尽量保留大自然的山林野趣。

　　宫殿区的建筑虽然严格恪守“天子身居九重”之制，但却具有北方四合院朴素简洁的特色，不用黄琉璃瓦，代之以灰瓦盖顶青砖砌墙，使宫殿区的建筑与整个山庄的建筑风格相一致，古朴、淡雅。

　　一位叫做柳得恭的朝鲜使者曾在书中写道：“康熙皇帝修建避暑山庄，实质是为了巩固边疆，在承德对少数民族实行一整套怀柔笼络政策。这里明明是皇帝施展权术的地方，可是皇上却偏偏使用‘避暑山庄’一词，从中丝毫看不出任何政治痕迹，似乎使人进入了一个富于闲情逸致的环境，好像一层薄薄的轻纱，掩盖了政治统治的实质，叫人看后产生一种轻松的感觉，可见康熙用心之良苦。”

　　在避暑山庄苑景区北，有一座清代著名的藏书楼——文津阁，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主要建筑由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等组成。津，是水的渡口。文津，是文化知识的渡口，如欲求得知识，便需自此问津的意思。

　　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文津阁，和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合称“内廷四阁”，全部仿制浙江宁波的天一阁。

　　这组建筑坐北朝南，门殿、假山、水池、楼阁相继排列。主体建筑文津阁处于山环水抱之中，上下各六间。从外观上看是两层，里边实际是三层，中间一层为暗层，阳光不能直接射人，以便更好地保护图书。暗层全用楠木造壁，能防虫蛀，是藏书之处。此阁在设计上按《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将一层的六楹隔为六个单间，而将顶层的六楹相通为一大间，用“地六”、“天一”来克火。

　　这里除了藏有巨著《古今图书集成》，还有著名的《四库全书》一套。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计36304册，贮书所用的6750个木制书函和128个木制书架，均为乾隆时期的避暑山庄文津阁原物。文津阁前有四组建筑，已毁，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津阁，已是1954年重建后的样子。

　　从修建的那一刻起，热河行宫就摆脱了单纯玩乐意味，这里发生的大事件串起了清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它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更目送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渐行渐远。

    (《文史参考》2011年第21期 周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