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运动

　　2006年10月，我在某酒店咖啡厅第一次见到张艺谋。从初次会面谈到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到它变成电影上映，竟然，五年过去了。

　　我为自己能坚持下来暗暗吃惊。五年，我领教了什么叫最像重体力活儿的脑力劳动。跟张艺谋干活，相当于接受某种程度的劳动教养———锻炼之后面对两种结果：或什么苦都能吃，举重若轻；或因工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张艺谋异常刻苦，其极限运动基本上不属于人类表现。比如，他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从下午两点一直工作到夜间两点，分秒不休。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只有这位是变形金刚。

　　记得最倒霉的一次。已是极深的夜，张艺谋依然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而我第二杯还是第三杯咖啡的效用已然过期，眼神和世界观又是一片模糊。他正谈得热烈，忽然中断，想起去交待两句别的事儿。趁短暂间歇，我迅速加服一杯咖啡紧急充电。

　　谁知他老人家走回来，就跟一休哥似地说：“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吧。”我一贯掐不准他的脉，果然再次验证，不禁自嘲：“我怎么总是赌大赢小、赌小赢大呢？咖啡刚刚下肚，早知道这会儿结束，根本用不着喝！”张艺谋用深表同情的严肃态度做出回应：“哎呀，刚喝咖啡？可不要把能量浪费了，那咱们接着谈。”

　　恨，我恨自己多嘴，只差跟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把自己舌头咬下来。问题是，我不仅自己受累，还要承受额外的道德谴责。其他工作人员也属强弩之末，刚要欢呼下班，现在空欢喜，被迫受我的连累留下来陪绑。在他们幽怨夹杂恼火的目光中，活活地，我们又加班七千二百秒。

　　秘而不宣的压力

　　话说回来，剧本创作阶段，谁能轻松？永远出手不凡的刘恒老师，是怎样的苦心孤诣，甚至在深冬的深山里，他自我封闭到绝望的程度，才能体会和抵达人性的深处。正是刘恒老师如此迷人的二稿剧本，奠定整个电影成败的基础。严歌苓受邀参加开机仪式，她本来准备看完热闹就闪，没想到当晚就被我们活捉、软禁起来，增写约翰与玉墨的台词。

　　剧本每完成一个阶段，就会请专家和读者来提意见。各路神仙，有的菩萨慈悲心肠，有的是金刚霹雳手段，对我们或安慰或打击。我有几位熟人，性格直接，完全是雷公电母型的，翻开剧本的扉页就劈头盖脸一通拳打脚踢。张艺谋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被批得鼻青脸肿，他全当做了泰式按摩，还有舒筋活血通瘀的喜悦感。他详细记录意见，然后助手录入，还是放大到投影仪的屏幕上，逐条分析，只要有道理的立即进行剧本修改。

　　《金陵十三钗》是我涉足电影的真正开始，它对我意味着耐心与激情，也意味着漫长的精力透支———我甚至在连续熬夜的恍惚中，听任医生拔除了自己健康的牙，从此口腔科的麻烦不断；换句话说，从这部片子里开始掉牙的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在很长时间里，我隐隐畏惧“三”这个数字：三枪、山楂树里的老三，然后又是十三钗———都带“三”。我承受着秘而不宣的压力。《金陵十三钗》啊《金陵十三钗》，我曾乌鸦嘴地把它错叫成“十三陵”，并被自己的口误吓了一跳。一切，都是因为潜在的焦虑。

　　当银幕上的《金陵十三钗》呈现，我忍不住数度流泪。今天，回忆伴随我这么久的焦虑，它不仅可以承受，甚至是美妙的……就像鸟落在树枝上的重量。

　　(《深圳特区报》12.15 周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