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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清淡的春节
已经连续有七年的春节，安一阳(化名)都是自己一个人“清淡”地过。
安一阳出生在重庆，小时候，只有寒暑假才可能去外婆家和兄弟姐妹汇合，因此，那时的他很盼着过年。
最吸引人的是“年夜饭”。准备工作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六点，大餐准时开桌，鸡汤、水煮鱼、花椒兔，平时吃不到的菜，大人们都各显身手做出来。两张大桌拼在一起，大人们喝酒聊天，孩子们在席间跑来跑去，一直等到春节联欢晚会。零点放完鞭炮之后，孩子们都去睡了，大人继续支桌子打麻将。
上大学之前的18年，安一阳没尝试过其他的过年方式。2000年，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安一阳依然准备回家过春节。一张硬座火车票，从北京到重庆，36个小时。车厢里站满了人，想上厕所，安一阳花了二十多分钟挤到“目的地”，发现厕所里也坐满了人。
工作以后，每年和父母在春节的团聚，变成了陪着父母到处串亲戚，和同学赶场似的聚会，连一家三口在家里踏踏实实地吃上一顿饭的机会都很少。他开始厌倦了。
转变发生在2005年。安一阳的公司元旦在成都开年会，他请了三天假，连上周末，回重庆陪父母过了5天。
母亲终于有时间好好地为儿子做上几道爱吃的家常菜，每天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之前虽然每年过年都回家，但安一阳并没有像这次一样，真正意义上地陪伴父母。
临走前，安一阳试探地问父母：过几天又要过年了，这次就不想回家过了。没想到，母亲一口答应了：“是啊，你别折腾了，回来一次飞机票不少钱呢，而且我知道，你过年在家也休息不好。”
父母的支持让他长舒了口气。
初具经济实力，使安一阳能够在平常回家。清明、中秋、元旦、甚至周末，安一阳都恨不得给父母搞个“突袭”，陪他们吃几顿饭，或者跟老同学聚会。他渐渐觉得，这样的团聚，比过年更充分，交流更畅快。
对于现在的安一阳来说，春节更是个适合专心做自己事情的时期。他平常每周至少要加四天班，常常深夜十一点才下班，而春节假期，刚好可以空出时间和头脑，看看书，学学东西。
他乡团聚的春节
算上这个春节，郝雨萌已经6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郝雨萌，33岁，吉林洮南人，是个理着平头、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掷地有声的爷们儿。
“没办法，买不到火车票啊！”郝雨萌说，从2007年起，他就让退休的父母赶在春运前来到北京团聚，等着一起过年。
郝雨萌对儿时的新年记忆犹新，可以穿新衣服，有鞭炮放，有糖和肉吃，最重要的是有压岁钱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幸福指数特别地高。”郝雨萌回忆说。
1999年，郝雨萌考入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他开始逐渐感受到，家，对于一个在外求学的人有多重要。放寒假前，郝雨萌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站票。从长春到洮南有300多公里，火车要走4个小时，车厢内到处都是人。
但挤在角落里的郝雨萌仍然觉得，回家过年是理所应当的。“为了团聚，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
大学毕业后的春节，回家的心情跟大学时一样迫切。但每年只回家一次，郝雨萌发现，许多地方都已变得陌生了。每到过年，虽然也吃饺子、串亲戚，鞭炮更响，红包更大，但人不再兴奋，年味渐渐变淡了。“从那时开始，再也没有过年的感觉了。”郝雨萌有几分沮丧。
在北京漂了3年后，郝雨萌结了婚，贷款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但过年回家依然让他头疼不已：高价买两张往返车票，路上要花掉两天时间，在家只能呆上四五天，一旦买不到返程票，整个假期便都消耗在无尽的焦虑中。
于是，郝雨萌盘算着让已退休的父母赶在“春运”前到北京，过完年躲过“春运”再回去。这样，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就延长了。
2007年春节，是郝雨萌一家第一次在家乡以外过春节。郝雨萌的父母不适应北京的新年，北京没有老家热闹，没有亲戚，菜市场离家太远，饭没有老家的香，鞭炮都没有老家的响。
又到春节时，郝雨萌也会想念家乡的春节，邻里互相登门拜年，而在这座混凝土灌注的城市里，春节只是众多紧锁家门的节日之一。
“逃婚”的春节
2010年2月13日，农历年三十。在深圳工作的方芳出差到潘振所在的上海，后者便力邀方芳去他家一起过年。不然，她将在酒店独自度过除夕。
这天傍晚，方芳拎着两瓶红酒，踏进潘振的家门。
桌上6样菜，3人围坐着，电视里上演春节联欢晚会，窗外时不时响起鞭炮声，潘振的妈妈将卤蛋、鸭腿呼啦一下全拨到方芳的碗里。
起初，潘振的好意让方芳拿不定主意。当她最终决定赴约，远在湖北的父母闻得此讯，立刻追问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方芳完全明白父母期待的那个答案。事实上，这也是她恐惧回家过年的原因。
尽管她自小成绩优异、出国留学、如今月薪上万，尽管她的父母盖了六层新房、开了照相馆、吃喝不愁，但只需一件事，便可以将这份骄傲完全打消：她曾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如今也是方圆两里内出了名的“老姑娘”。
方芳今年30岁，仍未婚。这在大城市不新鲜，但老家，亲戚朋友拜年时，说话都带着刺儿：“你看这么大的人了，还不嫁人，看你以后怎么办？”
因为备感压力，从2006年起，方芳只选择在平时回去看看，春节绝不回家。
潘振是安徽合肥人，飞行员，在上海郊区安了家。方芳和他，是通过开心网认识的，一年间，见过两次面。因为工作关系，潘振不能回安徽老家，于是妈妈特地到上海来陪他过年，而爸爸则留在家乡陪伴年迈的奶奶。
潘妈妈和潘振的热情，使方芳回想起故乡曾一起长大的朋友。只不过，如今，她已很难和旧日好友找到共同话题。不同的生活道路，把她们带入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想来，方芳对家乡和家的感觉变得复杂起来，有时想念，有时厌恶，有时渴望亲近，有时又希望疏离。
背井离乡过春节的这些年，有时在除夕给家里打电话，听着电话那边的鞭炮声，自己好像立刻就闻到了鞭炮的味道、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一样。电话挂断，她又回到了现代的城市白领的生活。
离乡奋斗的春节
周阳决定整个寒假都在学校度过，包括春节。作为影视导演专业的学生，他希望能利用这个寒假读书以备考研。
“为了梦想，自己付出一些也值得。”周阳说。这段时间，他每天保持着规律的“寝室——图书馆”两点一线的生活，但同学们渐渐离去，春节日益临近，他也开始想家。
今年的除夕，周阳可能会和同在北京的同学，找个热闹的地方一起过节。“除夕那天，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再怎么说也是春节，我怕自己会特别想家。”周阳说。
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外过春节。2009年，大一的寒假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实现导演梦的机会。一个唐山的剧组答应让他担任导演助理。父母也替他高兴。
然而，等他到了“剧组”，才发现那是一个传销组织。每顿饭都是清汤白菜和冷馒头，夜晚就席地而睡。除夕那天，父母打来电话，奶奶也在电话里颤颤巍巍地问候。周阳回忆，当晚他蜷着身子，哭了整整一夜。
在历经十八天的煎熬、最终缴纳了四千元“入会费”后，周阳幸运逃出。回家后，他没向家人说起这次经历，只是继续向父母编造关于剧组的趣闻。“那些事没什么好说的，除了让爸妈担心，没什么用。”周阳说。
第一次“拥抱社会”就体会到了“江湖险恶”，但周阳对未来还是非常乐观。今年，他同样在外过年，但选择了在校读书这个更为安稳的方式。
周阳在空空的校园读书的时候，陈涵已经决定留在郑州打工。作为大三学生，她的前两个春节都在打工中度过。
上大学前，陈涵从未出过远门。她家庭经济条件小康，并不用为自己的生活费心。但她还是想利用寒假假期看看“真实的世界”。
陈涵的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家人聚少离多。对于她这次仍不回家过年的决定，父母表示坚决反对。但陈涵决心已定，软磨硬泡让姐姐做自己的说客，终于说服父母。
大一那年寒假，她在超市红酒柜台做销售。除夕当天，陈涵回到出租屋内，听到外面第一声炮响时，突然大哭起来，“我从小学就一直住在学校，一直都很独立，不恋家，但那时候，突然就控制不住了”。哭完，就给父母和姐姐打电话。她听着外面的爆竹声，和母亲聊了三个半小时。
第二年寒假，陈涵仍然留在了郑州做红酒销售。那年除夕，为了避免孤独，陈涵下班后来到郑州最大的超市，“因为那里人多，可能心里不会那么脆弱”。她把自己想买的东西，堆满了手推车，在超市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超市快关门，她才把手推车推到一个角落，只从上面拿出一个送给外甥的玩具。那时，她还没有领到工资，“但除夕了，给外甥买一个小礼物，也算是寄托了点思念，心里好受一点。”陈涵说。
“我没有什么才华，更没有背景。我的优势就在于勤快、肯吃苦。”她说，所以她才选择在劳工最稀缺的春节时段打工，让自己的能力能被人赏识，能够尽快地进入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1.16 王臣 刘子倩 陈薇 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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