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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什么规则或者条约来约束这些老邻居的言行，可小楼上的人家却处得那样和谐——
一提起过去的老邻居，总会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得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
先前我住的那幢小二楼，原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榻榻米”（草垫子）工厂。新中国成立之后，被隔成好多单间，我住的那间甚至只有8平方米。户与户之间都是用木板做间壁，根本不隔音，一家放收音机，全楼的人都能听得到。
当时我刚刚结婚，自然是少一辈的，所以楼里的孩子们都管我们两口子叫三哥，三嫂，老一辈则称我们为他三哥，他三嫂。平常每一家的门都不关，特别是夏天，家家门户大开，从走廊上一过，每家的内容一览无余。
虽然是吃自来水，但是需要去楼下街口那个水站挑水才行。路有多远并不重要，难度在于得上二楼那个极陡极窄的木楼梯。挑着水走上去，仿佛演杂技一般。那些年，我是一个卡车司机，经常跑外县，跑乡下，我不在家的时候，挑水的活儿就落到邻居家的孩子身上。这似乎没有什么事先的交代，而是自然形成的。只要我不在家，邻居的孩子就会主动把水给三嫂挑上来，不必道谢，倘若道谢反倒显得生分了。
那个年代，家家烧煤烧柈子，一到星期天，都到院子里劈柴禾，托煤坯。我和邻居们处得很好，如同一家人，如若恰巧我不在家的时候来了煤或柈子，就好像是全楼人家的活儿一样，大家齐动手帮着把煤柈弄到柈棚里去，而且干得干干净净，毫不马虎。
如若来了朋友，我又不在家，挨着我家的邻居会主动把我的朋友请到他们家去喝茶、抽烟、聊天。如果赶上吃饭，他们则会招待朋友在家里吃饭，甚至喝点酒，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客人一样。因此常常是我从外面回来一看，朋友正在邻居家喝着呢。
这个楼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都是工人，性格纯朴，一家的事就是全楼的事。无论是奶奶还是婶婶生了病，邻居中的年轻人就会用手推车帮忙，如果正赶上我开车回来，就直接把她们送到医院去，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我从不记得有谁和我说过谢谢，也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言谢。小楼里若是有谁结婚或者哪位老人故去了，大家齐上阵，一块儿忙活，甚至比一家人还要亲。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小楼上可热闹了，你家我家地挨家吃饭、喝酒。小孩子们挨家跑，小口袋塞得鼓鼓囊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小楼真的给扒了。大家被分散到几幢新式的楼里，不再住一块儿了。记得我搬走的时候，邻居的小伙子送我一个鱼缸，里面还有两条金鱼。那时候家家都很清贫，实在没什么可送的，只好把金鱼当成礼物，我也就不客气地接受了。
搬到新居以后，大家的来往逐渐少了，偶尔会在节假日去串个门儿，见了面还是像亲人一样，热情、实诚。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偶尔在街上碰到他们当中的一个，虽然他们老了，或者不再年轻了，但仍然叫我们三哥、三嫂，听着心里暖暖的。
（《光明日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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