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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按照苏联模式教育体系，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在这场运动中，由天主教人士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名撤销，迄今已整整一个甲子。
“本土化”发展
辅仁大学发端于1912年，当年9月，中国天主教两大领袖——马相伯、英敛之联袂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教廷派人来华，创办一所大学。1921 年12 月， 教皇正式发出在华举办大学的谕令，他们希望这所学校能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阵地。但事与愿违，“五四”之后的1920年代，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后来国民政府都特别强调，教会学校须由中国人管理，并不得以宣传宗教为目的。
对于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抵触，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阶、习俗、仪式方面都更加严格的天主教会，此时却展现出了十分圆融的姿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创办初期，辅仁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宗教内容仅在哲学系课程中有所涉及。因此，辅仁大学凭借着其积极的“本土化”，与执政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
“闭门读书”遭批判
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里，辅仁大学是以一副“闭门读书”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句流行于京城的顺口溜是：“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静莫报名。”暗指其学风之严谨。
尽管教学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确可以提供真正的学问。在这种环境下走出的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了在社会各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当中包括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家溍等。
然而，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专门对“闭门读书”的教育予以批判：“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
1950年10月10日，为彻底解决辅仁大学问题，教育部宣布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并任命陈垣为校长。
辅仁的消逝
1952年，在酝酿成熟后，院系调整正式被提上了日程。3月，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计划，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在师生中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显然，这一运动为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其间，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的自我检讨，他表示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 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 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
《人民日报》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辅仁大学一些教职员工的“思想问题”，例如，“教育系主任欧阳湘，讲中学教育方针时，竟讲了美国的和蒋匪的而不讲人民政府的中学教育方针。经济系主任赵锡禹，通过‘企业管理’这门课程，毫无批判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企业管理方法教给学生。”
在教学调整中，最大的特点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各科按教研室构制、沿用苏联教学大纲。辅仁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振稼回忆，当时“教育部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顾问组，还有一个头，校长要听这个头的。”
一些专业也在这次调整中被腰斩。例如以英语为主的西语学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留下来的低年级的学生全部改学俄文。“那个时候就觉得苏联是老大哥，中苏签订了条约，关系密切。”王振稼说。
这样，到了1952年9月，除经济、哲学等系外，辅仁大学已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曾经显赫一时的辅仁大学自此在内地消失。而在海峡的另一边，1960年，天主教廷在台湾实现辅仁大学复校，迄今已经半个世纪。
（《中国周刊》2012年第2期 周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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