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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高校，和中国西南内陆差不多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中国东部沿海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对纽约和伦敦的思想潮流的了解，远超过他们对本国农村生活的肤浅了解。他们会欣赏美国电影、法国诗歌和德国形而上学，却不能与五六英里之外的村民谈论农事。
在云南，人们推崇当地文化，信奉个人效忠，很少到外面的世界开开眼。如果硬要贴标签的话，云南更切近“封建”、“军阀”和“过去”，而远离“全国”、“国际”和“未来”。有一位学生这样写道：“云南人相当真诚淳朴，但他们有很强烈的排外心理……他们从来不曾愉快地帮助过我们，却似乎存心和我们过不去。”
这群初来乍到的老师和学生，压根儿就没有了解、认识和欣赏这片土地及其生活方式的意识。在北平和天津，教授属于上流阶层。他们的月薪通常有三百多块钱，而看门的只有八元，女仆只有三元。而在云南，即使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活水平稍有下降，他们也瞧不起当地目不识丁的百姓和“封建”的统治阶级。1936年，由于滇票（当地的货币）只值百分之十的法币，“滇票”一词就被用来形容贬值的货物，于是“老滇票”就成了辱骂当地人的词语。
有少数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刚从香港来，整天在衣着朴素的百姓面前炫耀他们时髦的装束：“尤其是当一个抹着红唇、烫着卷发、穿着高跟鞋的女郎，与一个刚由山上下来的、野性未泯的猓族土人，头顶物品，在一条街上并肩行走的时候，这里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联大师生看不起云南人，使得当地百姓更加自卑。在联大抵达昆明前夕，一位云南学生自嘲家乡是“山中王国”，并说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很落后的省份，什么事都令人沮丧，感觉阻力重重”。即使是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杰出的人类学家许烺光、云南省主席的儿子龙绳文都持这种观点。
夸大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摩擦程度是不正确的：许多联大学生发觉当地人很友好，有一位同学甚至说他们“顶老实的”。不过，在刚开始的一两年，云南人与外省人彼此还不了解，关系的确相当紧张。走上昆明街头，这些刻板印象就可找到真凭实据。学生发现，几乎没有商店在中午之前营业，因此他们认为当地人很懒。当地百姓把鸦片当做礼物送给客人，并不拿它当一回事，即使政府机关也是如此，这让初来者深感惊诧。看到吃槟榔吃得牙齿发黑的云南老人咳出黑中带红的浓痰，他们觉得很恶心。人们老是在市场上发生龃龉和摩擦。外地口音会招来店主粗鲁的对待，他们一般会把物价涨到不合情理的地步。
在云南人看来，除了导致通货膨胀、造成住房紧张外，外地人连最起码的着装意识和礼节都没有。这些外来者热衷于稀奇古怪的开衩裙、高跟鞋、怪异的发型，当地百姓对此很难理解，便一笑置之；但天黑以后，年轻恋人手牵手走在翠湖边，有时还在公园长凳上拥吻爱抚，这种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有失体统了。亲热的恋人一旦被当地警察逮住，就有可能被他们用皮带鞭打，或者被迫到当地警察队接受有关道德准则的羞辱性的训话。
在明显的敌意之外，当地有些人士意识到，联大的到来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例如，1938年夏，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就动员联大所有毕业生到云南高中教书。随后，他要求联大教员为云南省中学教师提供在职培训。
云南人和外来者当中都不乏饱学之士，他们能够在具体情况下分析文化冲突问题，有助于减少两个群体间的分歧。1938年春，联大的长征旅行团进驻昆明。云南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楚图南注意到，云南直到明代才真正融入汉文化。当第一批外来者涌入时，这个省只是在表面上出现了现代性。随着新一波外地人积极地投入抗战，楚图南认为，如果双方能够摒弃成见，云南将大有希望。初来者得停止对当地百姓居高临下的批评，当地人得克服对外人要么崇拜要么诋毁的习性。
1939年春，冯友兰作了题为“云南人与外地人”的讲演，后来发表在当地报纸上。他机敏地分析偏见的本质，指出根据随意的、不具代表性的经历概括整个群体的特性是不合情理的。后来，很多学生都称赞他单枪匹马就解决了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问题。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 饶佳荣译 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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