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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恨军阀，喜欢花木兰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皇家祠堂里出生的。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我11岁那年小学毕业，正逢两派军阀湖南混战，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张敬尧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坏，奸淫掳掠。那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以及听到人们所谈的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使我萌发日后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的抗暴意识。
逃难后不久，在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就派人来，接我们全家到武昌居住，只有祖父年老恋乡，不肯同行。我因为喜欢花木兰事迹，后来改名慕兰。
婚后一年，丈夫牺牲
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和宛希俨在武汉结婚。6月中旬我们辞去各项职务。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不久我们接到陈潭秋转达的党组织意见，要我们夫妇俩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父母为我们保守秘密，对外说我“已经出国留学了”。
我在南昌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见面时传递的。
1928年1月，希俨接到中央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兼任特委书记。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不能随他一起走。临走前希俨说，万一他有不测，就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7个月后，饶漱石告诉我希俨在5月时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壮烈牺牲。
轻生被救，重回组织
1928年我到上海后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我是做记录的秘书。我从陈潭秋那里学了一套自己创造的速记符号，我也是这样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贺昌问是否可以和我结成革命伴侣，我说要向周恩来汇报。恩来听说后很赞成，我们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听说我们结婚，同志们都纷纷道贺，只有饶漱石对我冷嘲热讽，说我攀高枝。我听后很生气，第二天政治局开会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还独自生闷气，竟然把小皮包落车上，包里有一本会议记录簿。我一路往回追，也没追到那辆人力车。
我走在黄浦江边，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错误肯定要受批评，就产生轻生念头，纵身跳入黄浦江。
我在水里沉浮时，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救了上来。他们问我为何轻生，我已经头脑清醒，明白不能吐露实情，就说因为失恋了，从南京到上海找表哥，表哥搬家没找到，身上皮包又被偷走，身无分文。他们问我表哥姓名，我把平时联系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说出。第二天《申报》刊登了“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的报道。恩来理解，联想到这应该是我，就让张国华以表哥身份将我带回。
得知向忠发叛变，马上报告组织
1931年1月，党组织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而贺昌则瞒着我向中央申请到苏区工作，他的申请获批后我才知道，我坚持要与他同去，但最终还是听劝留在了上海。1931年深秋，中央的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那年5月，他已经被送到郊区一处秘密接待站居住，但每周会来看我，同时也是打听对关向应的营救进展工作。
临行前他向我辞别时，我在楼上听见陈志皋坐的小轿车喇叭和发动机的声音，便叫贺昌赶紧躲到卫生间去。陈志皋是关向应的辩护律师，他家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我因为机缘巧合，还被陈老太爷收做了干女儿，组织上认为认这门干亲，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所以给我备了厚礼，到陈家正式举行了拜见仪式。当然陈志皋和陈家上下都不知道我的共产党身份。
后来我想到了（叛变的人）应是向忠发。那天陈志皋本来还想拉我晚上去看电影，我装作头痛病发作先回了家。回家后我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我们见面后，我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当时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叫李富春、蔡畅等转移到都城饭店暂避。
过了几天我再去见陈志皋，装作不经意地问向忠发的案子如何了。打听到抓向忠发的人给蒋介石打电报说已经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蒋介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的人发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经投诚，但收到第一个电报的人急于邀功，已经抢先把向忠发枪决了。我们也算松了口气。
第二次婚姻
1932年1月25日，父亲不幸病逝，我回家奔丧，但因营救工作需要，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的请求。我于是到了申江医院暂时隐蔽，而对陈志皋说回家奔丧了，以避免引起外人怀疑。“满七”之后我才走出医院门，得知陈老太爷病重，赶紧去陈家探望，一直服侍老太爷到他3月去世。
1933年我回到上海，志皋正式向我求爱，我因为一直惦记着贺昌能把我接到苏区，所以没有答应。1934年，刘伯垂和赵畹华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他们代表党组织认为志皋是我们在上海营救其他同志的重要关系，如果我能和他组织成家庭，会掩护自己同时也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我虽放不下对贺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这桩特殊的婚姻。1935年5月，我和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后来才知道，贺昌在这一年的3月，遭遇国民党伏击，已经牺牲了。
保沈钧儒赴港，促成上海起义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下令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沈钧儒在上海已经被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组织决定让沈老转移到香港。
我们利用迁居的聚会，邀请了百余来宾。当日沈钧儒也出席，合影时他还对站在身边的蔡叔厚回眸一顾，站在蔡身侧的就是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好在两人并不认识。黄昏时客人们进入大厅赴宴，我悄悄陪沈钧儒在车库乘车，沈老爱惜多年所留长髯不舍得剪去，于是用大围巾围住。外人只当我送生了急病的贵客去医院。
我曾经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做工作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后来与蒋纬国的养母一起吃饭时，她说这样似不妥，我就不再勉强，只表示走和平统一是光明大道。另外是通过胡伟克做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的工作，陈大庆是志皋的远房堂侄。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正考虑起义，陈大庆对他说了句坚定他起义的话：蒋介石认为他这个倒戈将领不可靠。
刘昌义的起义让上海提前解放，并且为上海在基本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情况下，完整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5月27日，我们和几百万市民一起，迎接了上海的大解放。
1950年 志皋离沪赴港，此后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1950年12月31日 下午，分别20多年的长子宛昌杰从北京来上海，终于团圆。
1953年 二儿子贺平被陈赓带到北京，黄慕兰请假去北京，母子相见。
1955年 “肃反运动展开”，6月5日半夜黄慕兰被公安局带走。
1960年初 转送至秦城监狱。
1963年冬 宣判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判处管制三年。
同年出狱，患卵巢囊肿，在长子家安顿。
1966年8月 北京掀起“破四旧”造反抄家风暴。被红卫兵强行剃头，禁闭，睡板凳。某日被红卫兵抽打至三根肋骨断掉。又双手反绑示众。
1967年6月10日 被造反派从家里揪出，再次被送进秦城监狱。狱中患高血压，高压达220，请护士记录口头遗嘱。
1975年2月 大女儿允中上书邓颖超要求寻查母亲下落。邓颖超批交中央公安部答复。同年5月，释放。
1976年2月 送交申诉书，回上海居住。
1978年 提请第四次上诉，到北京。
1980年4月 宣布无罪。
1982年春 进京上访，申诉党籍、党龄问题。
1987年 中组部承认1926年入党，但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继续为党龄申诉。
1991年 党龄获得承认。
1993年 移居杭州。
1995年 撰写自传。
（《黄慕兰自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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