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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城市的改名易称,大多因为汉字的避讳。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为避隋炀帝杨广之“广”字,一下子就改掉几十个城市之名,其中广州改为番州,广饶县改东海,广安县改延安,广都县改双流等。
如果说杨广只避一个“广”字,唐德宗李适避讳就宽多了,他不但避讳“适”,连像“适”的“括”字也不放过。《闻见后录》卷二六云:“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
那时,不但避皇上的讳、名人的讳,还避恶人的讳,也就是我们说的“憎讳”。唐肃宗最看不起小人安禄山,把当时有“安”字的城市名一律改掉。据《举例》卷二记载,他把当时的安康改为汉阴,同安县改为桐城,宝安县改为东莞等。
有的不但改原字,连同音字也一律改掉。三国孙权之太子名和,不但避讳“和”字,还避讳同音字“禾”,《三国志·吴主传二》云:“(赤乌)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
(《人民日报·海外版》3.10 刘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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