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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里的街名多半被赋予浓厚的社会政治含义：有的是纪念历史人物的，如中山路和罗斯福路；有的采用内地的省市名，如南京西路、重庆北路、辽宁街；有的是纪念历史事件的，如辛亥路、光复南路；还有表达社会价值观或公众期望的，如博爱路、信义路、安居街和乐业街，等等。这些地名给人以历史感，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不由得就会联想到一些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的人物。在我看来，这些人物的墓园即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2012年2月，我应“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之邀赴台访学，得益于该所同行相助，利用工作日程空档，探访了几个墓园。
以科研院为伴：胡适墓园
胡适（1891～1962）去世之时任“中研院”院长，去世后葬在该院（位于南港）对面一个幽静的小公园。园子被命名为胡适公园，园内的山坡上有胡适夫妇和两个儿子的墓地，还有一座胡适的青铜胸像。这天恰逢雨过天晴，我踩着石板小道上湿滑的青苔转了一小圈，看到那里还有一块墓地，墓主是“中研院”院士、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及其夫人。两块墓地都有蒋中正（蒋介石）题字的幕墙，还有篆刻着各自文化成就的碑文。向他们默默致敬后，我便去了“中研院”大院里的胡适（故居）纪念馆。
那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平房，外有茸茸绿地和高大椰树掩映，内里设计简洁大方而且实用。书房、卧室和洗手间等一应摆设，保持着胡适夫妇生前的原貌，只是客厅墙上挂了照片和说明。另外拓展出来的一间陈列室，有照片、衣物、书籍和中英文对照解说词。
事后有位台湾友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凭吊胡适，我说因为敬佩他一生对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追求。特别是，他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种为人处世态度，无论是对个人修养，还是对学术发展和社会凝聚，都是不可或缺的。
与台大共存：傅斯年墓园
回京前两天，查询到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就葬在台湾大学正门入口右手处。此前我竟然不知那就是正门，它毫不张扬地坐落在新生南路和罗斯福路的夹角，面向西南，门口一片空地。后来才从门外东南角的一个小纪念牌上读到，此地即为大学广场，是以往民主化运动中的一个集会演说之地。
傅先生从1949年元月起担任台大校长，不到两年就去世了。可正是在这短暂的任期内，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把北大兼容并包的学风引入台大；另一方面，殚精竭虑地为学校筹集资源、引进人才，使之成为台湾高校当中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研究型大学。曾有多篇文章介绍，他来台后每次去找蒋中正要求申请办学经费，总能满载而归。我从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百年人类学考古学展览中了解到，傅先生筹建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聘请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李济先生执掌，并请史语所的著名学者来台大授课。当时，这些学者不仅延续了对内地殷墟和龙山考古资料的研究，而且还开展了台湾大马璘遗址的发掘工作，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台湾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
一些纪念文章曾提到，抗战期间，在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其弟梁思永（考古学家）生计最困难的时候，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四处筹资，及时给予梁家兄弟及家人以援手。胡适先生称赞傅斯年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我深知这类人才对于促进学术发展是多么难得，因此对傅先生分外敬重。
屹立于高山之巅：于右任墓园
“中经院”的同行无人知晓于右任（1879～1964）究竟葬在何处，我从网上查到他的墓园在巴拉卡山。于是，我们离开胡适故居就直奔阳明山。
那山道全是质量优良的沥青路面，但十分陡峭。当远远看见一个横跨公路的牌坊时，我猜快要到了。果然，穿过牌坊就见靠山一面的路边有高耸的水泥护栏。司机一打轮掉过车头，公路另一端豁然开朗。下车便看到依山而建的墓园，雄浑厚重、气势宏伟。跑上曲折蜿蜒的阶梯，扑面而来的是第一道山墙，上刻蒋中正和严家淦起草、张群手书的悼文。山墙前面的空地上有一对石雕雄狮，一旁的山道上还有孙科题字的“仰止亭”。再往上走，才是于右任之墓。
墓碑和墓墙上的题字都是蒋中正的。从每一层阶梯上，都能遥望远处的海浪拍岸。墓地三面环绕青山，林木葱郁，阳光充足。站在那里，只觉得这墓园果然如墓主的诗篇那样，于高山之上遥望故乡。看来是于先生的弟子和后人遵从了他的遗愿。重温如下诗篇，我感到于先生最为痛心的是国家分裂、骨肉相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先生曾为他家乡的三元中学题写校名。我年少时搭乘解放牌大卡车从那里经过，看到他那架构优美、力道深刻的大字，佩服得了得。此后读了这首诗篇，更是景仰。那天徘徊于他的墓园，对其郁结的思乡之痛，从心底里共鸣和同情。
以寺院为邻：孙立人墓园
前些年，我看到数篇民间历史学人对赴缅远征军抗战史的研究报告，既为这支军队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震撼，也为他们取得的对日作战胜利振奋。后来又读了些抗战史料，知道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首领孙立人（1900～1990）将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入缅作战和打通中缅公路中功勋卓著，是抗日战争中率军歼敌最多的将领之一。
来台后我从网上搜到一条信息，言及孙将军葬在台中市东山墓园。2月4日晚与张荣丰所长通话，得知乘高铁去台中只需50分钟。次日清晨阳光普照，我带上地址就去台北火车站乘车。我从地铁滚梯转到火车售票处，见售票窗口排了长队，就去尝试自动售票机。一位在另外一台机子上买票的小伙子看我视力不佳，就热心地过来帮忙。
进入车厢看到走道里几乎占满了人，一问方知他们都是短途客。有位中年妇女招呼我先在空位上歇会儿，待列车开动，车厢里就座无虚席了。有位健壮的少妇起身让位，说她马上要到站了，叮嘱我抓紧时间歇歇脚。事实上，她提前整整一站起身。后来，总有人在下车前几分钟邀我去歇会儿。在这样友善的关照下，车到台中时我并不觉得疲惫。
一到车站大厅，我就去旅游中心问路、拿地图。值班员答不出，便在计算机上查找了一番。最终指点我去搭乘丰原客运的汽车，到“贵城山庄”下车再询问。
车上乘客不多，我逐一问过，无人知晓孙立人墓地。司机也说不清楚，答应到贵城山庄站提醒我。汽车穿过店铺林立的市区，路两旁越来越开阔。过了台中科技大学开始爬坡，到我下车的时候，似乎已在半山腰。车站周围无人可问，疾驰而过的私家车让我连马路也不敢过。好在几分钟后截住一辆计程车（出租车），把地址交给了司机，他说只能问问看。于是开车到一间店铺，找他的熟人询问路线。汽车转弯北行，绕着盘山路大约行驶了两三公里，停在一个坡道上，两三条狗从一座平房附近奔过来对着汽车狂吠。司机径直去敲门问路，回来快活地说：“孙将军墓地就在这里”。
此时那些狗儿已经在摇尾巴，我便壮着胆子下车张望。平房伸展出来的天棚上竖着“观音禅寺”四个大字，门楣上隐隐显出“天水雅集佛教精舍”的字样。司机看出我的疑惑，解释道：这房子是居士的住所，寺院在屋后。与精舍隔路相对的是一片开阔地，1米左右的高台上坐落着一具黑亮的长方形石墓，整个墓园的布局极具视觉冲击力。高台之下是刚割过的草地，我拾阶而上仔细观看，那座石墓好似棺椁停放在石板地上而未入土。
墓地简洁空旷，墓前既无独立墓碑也无香炉烛台，墓后的墙上有李登辉的题字。石墓前板上，有孔子后人孔德成代书的墓主姓名、生卒年月以及孙将军四位子女的署名。墓前竖着一个同样简洁的黑色大理石花插，内有几枝鲜花绿叶，附着一片装入塑料封套的纸板，上书“拜孙将军、同祭马头岗弟兄：一生的牺牲、永世的情意”；署名“敬仰者”，日期正是当天。马头岗有新1军阵亡官兵公墓，是孙将军驻防广州期间动用日军战俘修建的。我猜想，这位敬仰者对孙将军必定了解良多。
我向孙将军致敬后，下了高台沿着草地转了一圈。回望周围的青山翠柏，感慨万千。孙将军因“兵变案”被软禁台中33年，去世前两年才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他把一生中最辉煌的戎马岁月留在了内地。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他在祈愿和平的寺院旁安息，可以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作了最好的诠释。司机说，精舍里的人告知，墓园用地是捐赠的，孙将军的几个子女常来祭扫。这条信息，想必会让所有敬仰孙将军的人感到安慰。
（《中华读书报》3.28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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