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将方蕤嫂单独请来，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的事情，惟有她，可以指导我。
2010年春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见到王蒙方蕤伉俪。在下榻的酒店，我打电话到他们房间，王蒙接的，我说：“想跟方蕤嫂单独谈谈，如果她方便，希望她能抽空到我的房间来。”
我跟蒙兄方蕤嫂一直很亲近，但所谓亲近，只是心里一直互相关怀，真正地你来我往，并不很多，只是偶尔通个电话或电邮。
方蕤嫂从我1978年第一回见到她起，就觉得她是蒙兄的坚实支柱。王蒙1957年被戴帽子后，经过一段下放劳动，安排他到北京师范学院去当教师。去新疆，虽是他们二人合计后主动向组织申请获准的，但据我所知，大主意，还应该是方蕤嫂拿的。她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情势下，决意与蒙兄携手远离政治中心，而且你弦绷得越紧，我们飞得越远，最后到伊犁农村落户，现在想来，极为高明，也极可赞叹。
方蕤嫂在那些年里，等于是为民族细心保护了一粒文学火种，倘王蒙在后来的政治海啸中，仍是北京师院的一名教师，那后果不堪设想。从方蕤嫂的回忆文字中可知，那里的人们即使在北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也一如既往地善待他们。
方蕤嫂在关键时刻总能一锤定音。大约是1979年，他们夫妇重返北京，王蒙获得改正，成为北京市专业作家，市里拨给了北京市文联一些单元房，其中有几套在“前三门”，方蕤嫂去文联办公室谈分房事宜。接待她的管事人可能觉得北京市文联恢复身份的资深老作家很多，那些恢复了待遇的老作家工资远比王蒙为高，就絮絮地跟方蕤说，“前三门”的单元数量有限，收取的管理费不菲，一平方米要三块四云云，若是七十平方米的单元，一年就要二百三十八元，在那个时期，王蒙恢复后的月工资估计不到百元，管事人的意思是希望方蕤知难而退。
待那人说完后，方蕤只淡淡地回应了一句，就令那人哑然：“有没有一平方米三十四块的？”后来，王蒙一家果然就住进了“前三门”。方蕤嫂不是赌气，而是她有自信心，首先是对王蒙充满信心，恢复了文学青春的王蒙依靠辛勤的创作不难挣出应付管理费的稿费，而她自己作为资深物理教师，也一定能依靠认真教学获取到牢靠的工资。
且说在台湾，我将方蕤嫂单独请来，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的事情，惟有她，可以指导我。方蕤嫂坐下后，我就对她说，妻子晓歌仙去一年多了，她的遗裳，该清理处置一下了，可是如今收废品的都不收衣裳了，我该怎么办呢？方蕤嫂非常理解我，给予我睿智的排解、细腻的建议。
万没想到的是，接近晓歌仙去三周年时，方蕤嫂竟也仙去了！她病笃时召集全家留下遗言，她说此生无悔无憾，“只是还放心不下王蒙”，蒙兄道出此句遗言，声音颤抖，眼溢泪花。
我要对方蕤嫂在天之灵说：我对于晓歌，衣裳已施行看尽，也确实，针线犹存未忍开。不知蒙兄对她的衣裳，可能妥善地处置？蒙兄要习惯没有方蕤嫂的日子，恐怕是很难修炼的功课。
（《北京青年报》4.21）
|
|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光明日报主办 |
全文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