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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参加工作9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个体户的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
3月中旬，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在通话中，个体户老王对他说：“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
在我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一些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进入标准。“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政府管制的门槛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挡水。但人要能挺胸抬头迈过去，这才叫门槛。如果我把门槛弄得非常高，你只能爬，或者求着看门的人拉你过去，而迈过去以后就没人再管你了，那门槛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你进门的时候难为你一下吗？”
“人啊，只要觉得生活有奔头，就自然讲诚信。”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他们几十年几百年都那么卖，其产品也未必比现在的更不安全吧？”他反问道。
一份2009年发表的调查研究显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北京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现在其中两个人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卖东西，“不骗，就干不下去”。“过去老百姓讲‘吃瓦片儿’的成了现在的食利阶层，而那些个体户忙碌终日却难有回报，说明现在这个分配体制是有问题的。”
张道阳甚至想象过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想模式：一个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一点钱，然后可以在城里摆个小摊或开个小铺，他的家庭从此生活在城市里。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城市接受现代教育，成为国家潜在的人才资源。
但这只是想象。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说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中国青年报》4.25 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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