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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艾思奇离开我们已经46年了。那年，我21岁，刚考上大学就生病在家，心想好不容易能有机会跟父亲交流了，而他却在这时突然离我而去。我后来对他的认知和了解，大多来自书本。而这种从无知到渐趋丰富的了解和领悟，用了我整整40年。
《大众哲学》风靡全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当时父亲正在日本留学。他和其他留日爱国学生，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毅然弃学，随廖承志等人于同年年底回国。他来到上海，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杜国庠的介绍下，加入了“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父亲到社联后，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曾担任“社联”的研究部长。1934年6月，在社联的安排下，父亲进入《申报》流通读书指导部工作。其间，父亲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哲学讲话》栏目中写成24篇讲稿，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在《读书生活》上连载，这就是后来的《大众哲学》。
父亲在文章中使用人们熟悉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失业等现实问题，讲述不同的世界观，帮助人们选择人生道路。该书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从1936年到1948年这12年的时间内，共发行了32版，被广大青年称为“救命的书”。
1935年10月，父亲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因此上了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黑名单，多次险遭杀害。
“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1937年10月，父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上海调往延安。
父亲刚到延安时，延安举行欢迎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让每位同志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当父亲介绍到自己时，毛主席满面笑容地对父亲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大家都笑了。
欢迎会后，父亲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
“艾教员是九品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做了一名普通教员。
正当父亲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大概是1953年，陈伯达兼任马列学院副院长。有一天在食堂，他走到父亲的面前，竖起一个小手指头说，艾教员是九品官。意思是说，你的职位比芝麻官还小，玩笑中带有明显的威胁和嘲讽。在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以党内第一秘书和理论家的身份，这样的玩笑绝非儿戏。陈伯达说父亲就是靠一本书（即《大众哲学》）吃饭，并且这本书错误百出，翻开任何一页都能找到错误。从此，各种流言开始出现。父亲便在他们组织的批判会中，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只希望尽快解脱，以便尽快回到教学岗位。
这次风波，远不只是一场口头上的官司，后来竟演变成政治上的问题。在1953年7月“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党委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作为教员的艾思奇在教学与科研中的错误进行检查”，并向中央与毛主席呈交了报告。
父亲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关于父亲为什么会被陈伯达等人整并且内定为右派上报中央，后来流传的说法：父亲有一次在讲哲学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时候，说像中国这么多人口的国家，要进行伟大的革命，产生一个领袖是必然的，但是这个领袖由谁来当则是有偶然性的。有学员提问：“毛主席成为领袖是否有偶然性？”父亲直接回答：“当然有偶然性。”显然，他未能体察到，这可能是个陷阱。刚解放时，“毛主席是大救星”的呼声发自亿万国人的内心，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就是这样一句话，触动了陈伯达等人敏感的神经，认为父亲犯了极其荒谬的错误。
探索未知与特立独行的一生
父亲是唯一勇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质疑的党内学者，曾对恩格斯、列宁、米丁的个别提法提出公开质疑。比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国策是一切都效法“苏联老大哥”，谁反对苏联专家，就将执行“有理无理三扁担”的惩戒。父亲却说，专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牺牲休息时间，自己写讲稿。不料，此书（后来的大学教科书之前身）后来成了苏联的学校教材。因此，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曾说，艾思奇是我们培养的哲学家。
依我的浅见，“探索未知”，这才是父亲择名“艾思奇”的本意。
(《纵横》2012年第4期 李昕东口述 杨玉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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